居民幸福感调研报告（通用5篇）
作为思考幸福的出发点，一般来说都要从自身感受开始，而与幸福最常见的关联状态就是在某一种欲望被满足的时候，幸福就油然而生了。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居民幸福感调研报告，供大家参考。
居民幸福感调研报告（通用）精选篇1
一、摘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的角色不再是简单的教书，育人有时候更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在职业学校中，这种育人的作用更突出。这样的高要求给教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通过本调查发现教师的总体幸福感比较低。
面对学生，尤其是不服从管教的学生时，经常会有老师发出各种各样的感慨，总体感觉就是对学生不满意，但学生是教师工作的对象，因此对于这样一份教书育人的工作产生着害怕上课，厌烦学生的情绪，在工作中难以找到成就感。
教师的心理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们面对的是个性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的学生，因此自身具有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显得尤为重要。但众多的调查结果和发生在教师身上的一些事故显示，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二、调查分析总结
为了了解教师职业的幸福感，我们进行了调查问卷。通过对老师的调查问卷可以看出现在的教师职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在岗位上有时会感到幸福，有时会感到沮丧。特别是高中的老师，面对学校领导的加压、同事之间的评比及升学率的多少，让他们感到压力非常大。
从调查结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总体上来说，女教师的总体幸福感要比男教师的总体幸福感高，但是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从学校这个角度上分析，教师的总体幸福感也没有显著性差异；从职称这个角度上分析，教师的总体幸福感虽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因子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上差异性显著。
教师幸福感是教师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的评价，它直接影响教师对待工作的态度。性别压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学校、课堂教学、人际关系以及家庭期待等方方面面，根本的原因是整个社会在性别观念上仍然缺乏宽容度。一般来讲，男性会比女性追求更大的成就感，因此才会对工作和生活产生更大的热情。所以在同样的岗位上，男性所感受到的压力要比女性大得多。在承受和缓解压力的环节上，女性的特质决定了女性的忍受力要比男性强，因此在幸福感的体验上男教师与女教师就存在了一定的差异。
教师的职称不仅仅决定着教师的工资水平，而且也是对教师师德、教育教学水平的一种认定。在一个调查研究（高校教师职称、月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分析）中已发现教师的主观幸福感随职称和月收入的升高而增强。通过数据分析也表明了虽然教师的总体幸福感在职称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这个因子上，却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了职称对教师在生活的满足和兴趣这个方面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职称的高低影响教师对自我价值的评价，而当自我价值高低的认识与所处环境的认知和价值期望发生矛盾时，往往会产生焦虑情绪，遭受更多的自我压力，这样对幸福感的体验就会下降。
如何培养和提高教师的幸福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社会和学校重视的问题。只有心理健康能体验到工作和生活快乐幸福的教师才能真正培养出适合社会的健康人才。我认为提高教师的幸福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培养和提高教师幸福感的关键就是改变观念，要让教师学会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事件形成正确合理的认知，改变不合理信念，这样可促进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要让教师学会各种应对这些不确定因素发生的技能，当事件发生时教师才能将压力水平降低；影响幸福感体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除了个人的努力外，还需要社会和学校对教师的关爱。
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是非物质性生产，希望得到尊重、信任和理解，受到肯定，所以学校要围绕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知识素质、心理素质，以促进教师全面发展为宗旨，给教师一个宽松的环境。
居民幸福感调研报告（通用）精选篇2
幸福感又称为国民幸福感，指的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幸福指数”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和重视，数字越大就证明幸福感越高，是个体根据自己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对生活的主观满意度。
一、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
1、经济收入和身心健康
经济收入是所有社会物资条件中对幸福感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能够拥有稳定富裕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2、家庭和睦和社会环境
幸福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和理解支持自己的家人，安定感可以促进幸福感的提高，生活环境的好坏影响居民的心情和生活方式；
3、人际关系和自我实现价值
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缓解工作生活上的压力，处理事情上也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幸福感自然能够提高，对未来积极乐观，保持愉悦的心情，自我能力得到了发挥，幸福感也会随之提高；
二、存在的问题
1、幸福感不是想当然的，不是政府搞的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这只是纸面上官员的幸福，而不是百姓的幸福感；
2、在工作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导致了普遍的生活压力，调查得知，大学毕业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幸福感很低的最大因素，工作不顺心跳槽问题，理想工资与实际工资差距太大等问题；
3、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宣传力度不够，居民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了解，并仍有怀疑态度，这也是居民幸福感不高的一个原因；
4、社会炒房，哄抬房价，导致人们心中的天枰渐渐失去，什么都涨价，工资却不涨，涨工资降房价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
三、改进与建议
1、政府在制定和调整政策的时候，要更加倍地重视经济，其中表现在物价和房价上，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因地制宜的正确引导经济发展；
2、加快经济和社会转型，一切从居民角度出发，加快解决人们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福利等基本保障，关注人们切身利益，才能全面提高幸福指数；
3、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推进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居民充分就业，扩大就业机会和空间，激励居民自主创业，为自主创业提供相应的辅助支持，从而提高居民收入；
4、提高政治和谐感，提高行政办事效率，简化行政办事程序等；
5、提高居民文化水平，居民文化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更会影响经济、生活、工作和健康等方面。
金钱不是而已能够带给人们快乐的东西，信仰是一个人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持，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怎样求生存，每个人心里都要有把尺。贫富差距拉大、生存环境恶化以及通货膨胀、物价过高等都已经成为中国人所焦虑的问题，发展方式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居民幸福感调研报告（通用）精选篇3
不丹——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据说是世界上心理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如果让他们长期居住在不丹，可能他们需要深思熟虑。原因是，在不丹，他们的知名度所带来的成就感，远远不如在中国香港。这就像很多中国年轻人虽然知道大城市压力大，但是依旧守候在北、上、广、深一样。
最新发布的20_年度职业心理研究结果——《职场人士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在这些大城市的职场人士，65%的受访者还是表示总体上幸福，其中仅14%的受访者表示很幸福。而新人、男性、高管，是上述20_职场报告中显示的，幸福感最弱的三大人群。
高管：职位越高，“幸福感”越低
David 是某民营大型化工企业的高管，在他人眼中，年薪不菲、家庭幸福的他应该很享受工作和生活。但是实际上，三十多岁的他明显感受到身体和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除了感觉化工品本身对身体的伤害外，“每天三餐中除了早餐，几乎都是在陪客户的应酬中度过，大多数时候还必须得陪客户喝酒。”他表示，甚至有“逃离工作，回老家种种地什么的”想法。
尽管是公司里“说话算数”且薪酬最高的一群人，但是高层管理者的总体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均显着低于其他人群。
史厚今认为，究其原因，首先，高层管理者个人对心理健康的关心程度显着低于其他人群。心理健康的关注程度是与幸福感成正相关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度高，感受到的幸福度就高。
其次，高层管理者的自身工作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的要求常高于其他人群，也可以说，他们的“幸福敏感度”相对较低，一般的成功无法满足他们。同时，高层管理者往往是能力和意志力超群的人，他们往往觉得心理问题可以靠个人意志力解决，而不太愿意求助。
相比之下，虽然有人认为，单位的中层管理者心理状态最差，因为他们处在“夹心层”，工作内容繁多，但这次调查却发现，中层管理者在工作满意度的各维度上均评价较高——包括工作内容、工作回报、工作压力、工作氛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
心理咨询师梅祎玮告诉记者：“中层的状态比较好，是因为中层接触下层的员工较多，更多的是作为领导者的身份进行指挥，而上级和下属都给予他们重视和认可。在职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持，能带来强大的成就感。而且，很多人到了中层，知道再往金字塔塔尖是不可能了，于是心态放平和，也能比较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
另一方面，职场的幸福感不一定只关乎薪酬或者职场权力，也关乎心理投入度和情感指数。“比如一些科学家，可能收入并不高，但是执着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会觉得很快乐、很幸福。”史厚今说。
男性：不会释怀不觉幸福
20_年年底，网络铺天盖地都在“晒账单”，很多网友感慨，在城市拼搏，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幸福？对于职场幸福感受，史厚今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满意度、心理投入度和情感指数。
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包括对居住环境、经济收入、业余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工作满意度，包括工作负荷、责任压力、工作胜任感、兴趣相关度、工作成就感、薪酬公平、工作氛围、学习和晋升机会、领导同事组织的认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
自从20_年芝加哥商学院奚恺元教授在《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中提出以来，幸福指标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在加拿大公共就业与政府服务处联合卡列敦大学进行的70年纵向研究“幸福-高效的员工跨年研究”显示，职场的幸福感和员工的工作效率相关系数高达0.9。
事实上，幸福的感受与幸福的敏感性相关。本次调研就发现，女性的幸福感往往高于男性。梅祎玮表示，通常女性的主观感受更敏感、更感性，但女性更关注个人和家庭方面的问题，也相对容易从一些小事中感到满足，如看电视、朋友聊天等，她们有更多的渠道去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也有更多的机会去体会细小的幸福，这些都有利于心理健康。
研究表明，有一个女性群体——有野心成为高管的女性，在努力实现目标的阶段，个人幸福感显着低于其他女性。梅祎玮表示，进取精神是可以的，但在努力的过程中不妨放慢自己的节奏，提高自己生活幸福指数的敏感度，这样才不至于行进得太累。
在奚恺元教授看来，“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然而，即使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连续幸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990年的国民幸福指数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是20_年却下降到6.60。20_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调查也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
分析中国国民幸福感下降的原因，史厚今认为，在1995年左右，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幸福度提升，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虽然经济发展依然快速，但是贫富差距开始拉大，比较之下，人们对幸福的主观感受有了变化。
新人：焦虑降低“幸福感”
Shirley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虽然经历过职前培训，但是她经常懊恼地发现工作上很多事情并不是学校知识和短期的职前培训可以解决的，人际关系如何处理，工作上的小错、领导的意思该怎么理解？
梅祎玮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发现工龄1~3年的职场新人咨询工作适应问题、职场人际、工作压力的案例呈上升趋势。“这些新人进入社会，对新工作环境和自我的职业发展都有较高的期望，但期望的实现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磨合，这就形成了焦虑和压力，相应满意度就会较低。”
调查也显示，职场新人在工作氛围的满意度上显着低于其他人群，职场新人的心理投入度显着低于其他工龄的员工。不过即使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在选择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不少公司“老新人”也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压力感。换了三次工作的李铭辉，仍然不满意自己所在的公司，每次到新的公司都觉得年资比他深的同事总是压着他，资深的同事们仿佛有自己的圈子，他很难融进去，其实，李铭辉之前的几次跳槽也有类似的人际问题。
调研显示，不同司龄(即在一家单位的工龄)的群体在工作内容、工作氛围及工作生活平衡三个维度上表现出显着差异，随着工龄增加，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氛围的满意度先逐渐递增，经过一段时间(1~3年)的适应后才能越来越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3到5年之后，将是员工在公司里面感觉最好的时候。
然而在5~10年后，员工的满意度又开始递减。“因为这时工作往往会遇到瓶颈，或是厌倦的情绪。”史厚今说。
提高职场的幸福感，史厚今给出了四点建议：首先，不妨从简单的小事开始，创造更多体验成功和满足的机会;其次，为生活和工作创造更多新鲜和价值，经历挑战和新奇是幸福的重要元素，给工作生活增添更多价值、新目标和新鲜感是持久体验幸福感的好办法;重要的是，不要苛求完美，挑剔、唠叨、苛求完美就难以体验满足的感觉，没有满足感就离幸福感更远了;同时，要关注心理健康、身心健康的意识和生活方式是持久体验幸福的关键因素。
居民幸福感调研报告（通用）精选篇4
人们一直把幸福看作人生的终极目标，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追求幸福。那么在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人民的幸福感有多少呢？是不是人们的幸福感也可以做一个判定我们所走道路对错的指标呢？
为此，我在_的前沿阵地广东做了关于幸福感的调查。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广东省“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核心。如何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实现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如何使社会经济发展的考量从“血汗GDP”的数字标签到宜居“幸福指数”的人文标签的转型？如何将“幸福”的概念转化为民众切实感受的幸福生活？这些都将是未来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调查发现：
一、七成半人感到幸福，整体幸福感接近“比较幸福水平”。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约占六成，为59.2%，两项相加为74.2%，也就是回答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有13.6%的人做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选择，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调查中从“不幸福”、“不太幸福”、“说不清”、“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分别计分为1—5，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平均幸福水平为3.74，标准差为0.912，也就是说整体平均分接近“比较幸福”水平。
二、从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来看
女性比男性更感幸福
本次调查样本的男女比例为男性52.9%，女性47.1%。调查结果显示，两性被调查者幸福感有一定差异，女性回答“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而回答“说不清”、“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男性，经卡方检验，男性和女性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男性的平均水平低于女性，为3.71低于总体平均水平的3.74，也低于女性的3.78。
领导群体的幸福感最高
统计分析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服务人员和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组，专业技术人员组，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组，商业服务人员组，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组和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组的平均幸福感得分为3.95、3.82、3.77、3.77、3.69、3.63和3.65。
三、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1、离异居民幸福感最低。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居民选择“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为15.3%，其次是未婚居民，为14.9%，和丧偶居民，这一比例为11.7%，离异居民的比例最低，仅为 5.4%。把“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合并来看，未婚居民倾向于幸福评价的比例为65.30%，已婚居民为77.40%，离异居民为53.10%，丧偶居民为61.70%。做负向评价的趋势与此相同，离异居民倾向于不幸福评价的比例最高，已婚居民最低。未婚、已婚、离异和丧偶各组居民平均幸福感分别为3.58、3.81、3.29和3.53。
2、有受教育子女成为幸福感正向影响。从有无子女受教育一项分析，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高于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反向评价上结果一致，有受教育子女居民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无受教育子女组。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值为3.78，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这一数值为3.69。
3、有自有住房居民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有自有住房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上的比例均高于租房居民组，比例分别为15.3%、13.7%和61.4%和47%；前一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也低于后一组。有自有住房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数为3.8，租房居民组为3.5。
4、家庭收入差别。把被调查居民分为月收入1000元以下组、1001—2000元组、20_—5000元组、5001—10000元组和10000元以上组，结果发现幸福感评价与家庭收入高低有线性关系，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各组幸福感平均值分别为3.40、3.62、3.78、3.89和3.95。各组在幸福感各选项上的选择比例与这一结果完全一致，家庭月收入越高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越高，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越低。
考虑到家庭人口的不同，进一步分析家庭人均收入发现，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的评价呈低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106。家庭收入低的居民幸福感的评价波动较大，随着收入增加表现为从低向高震荡变化，特别是人均2000元以下变化复杂，之后的变化幅度减小逐渐平缓，达到一定高点后不再变化，甚至略微下降。
四、对于幸福感调查结果的讨论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
本次调查发现广东省东、北、西部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基本上可以认为，幸福感的高低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有关。
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美国人总体上要比新西兰人富裕，但并未觉得更幸福。更富的奥地利、法国、日本和德国人并不比巴西、哥伦比亚和菲律宾人更幸福。从1958年到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增长了5倍，但日本人的幸福感却几乎没有增加。
这并非说经济发展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研究发现，富足国家的人们明显比那些贫穷国家的人们幸福。对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00美元（1995年）的国家来说尤其明显。没有任何富足国家的人们的幸福平均值很低，但是那些富足国家中较高人均收入似乎并不对幸福值又太明显的影响。而在低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过渡阶段国家的人们对生活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
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不断升高人们的幸福感。但是，幸福感是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社会的发展应该以社会均衡发展为目标，致力于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提高全民整体幸福感。
（二）民生与幸福感
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有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
布伦诺·S·弗雷等人的多国对比研究发现，幸福感与收入的相关为0.20；在较低的收入水平，收入的增加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幸福水平，但一旦年收入达到1.5万美元，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得相对较小。
本次调查发现家庭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为0.106，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收入虽然是一个可以用货币单位衡量的量化指标，但是，收入的高低却是一个需要对比才能获得的，而和谁去比却是因人而异的，由于每个人的这种个体差异性，同样的货币量化的收入却得到不同的收入高低感受，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收入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心理指标，而不应该看作是一个经济指标，相对收入是一个比收入绝对数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就成为影响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提高社会幸福感的有效手段。
这些都说明，民生问题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总结：从这次调查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不公平问题等等，如何正确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点。
居民幸福感调研报告（通用）精选篇5
“你幸福吗?”近日，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布了__年成都市民幸福感调查报告，报告显示，__年，成都市民的幸福感已连续两年持续提升，总体评价达82.15分，较之__年提高了1.58分，较__年提高了5.48分。
青壮年幸福感最低
报告显示，16-19岁的青少年幸福感评价最高，为83.63分，其次为50岁-59岁的老年人群，幸福感满意度为82.95分，再次为20岁-29岁和40-49岁年龄段人群，幸福感满意度分别为82.60分和82.00分。而幸福感最低的，则是处于30岁-39岁的“75后-85前”的青壮年，仅为81.23分。针对青壮年幸福感的低满意度，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高级统计师喻志强表示，对于迈向中年的“75后-85前”群体在七个方面评价分都最低，特别是在工作环境和幸福感知项目满意度较低，分别为71.19分和77.47分，分别比最高分少了3.21分和4.32分。
而幸福感较低的人群中，还有离异人士。报告显示，离异人士的幸福感得分仅有78.94分。未婚人士得分为82.46分;已婚人士幸福感得分为82.29分。
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
针对此次调查，喻志强说，调查发现，“收入与幸福感成一定正比。”他表示，从调查结果看，收入在__元以下的三分组低收入群体幸福感较低，而收入在4000-4500元和45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最高，其中4500元以上收入的幸福感得分为86.54分。
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成都市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__-__年，成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4%、35.1%、34.8%，__年该系数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
多重因素影响幸福感
记者注意到，此次调查中，影响成都市民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了收入水平、生活压力、物价、个人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等多方面。多达32.9%的市民对自己的工作工资收入不满意，41.3%的市民认为与其他行业相比，自己的工资水平不高。同时，生活压力大也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知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有近五成的市民感觉当前的生活压力较大。
对幸福影响比较大的因素
报告中，在被问及对幸福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方面的问题时，68.88%的市民认为“家人健康”、47.70%认为是“子女教育”。
此外，调查显示，家庭环境10项评价中的“亲朋来往”和“家庭收入”得分较低，分别为69.33和71.74。对此，喻志强表示，只有切实解决居民在健康医疗、教育、住房、食品、社保、养老、社会治安等民生方面涉及的具体问题，才能改善市民生存、社会环境，减轻市民生活压力，保障市民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谐，提升市民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