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夏天，外婆一说起菜园子旁边的那棵丝绵树，总会骂上几句，在骂中猜测那棵只有碗口粗的丝绵树被谁在半夜偷偷摸摸地剥了皮，夏天还没有过完就枯死了。
她用了“肯定”，肯定是娃儿养得多的黄家，肯定是成天偷摸惯了的黎家，肯定是阮家，菜园子就在他们家门前……她把周围的邻居都猜遍了，每一家都是贼，每一家都有偷丝绵树的可能。外婆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时也不知道真正的那个小偷，依然在“肯定”中猜来猜去。
我们都知道菜园子旁边有一棵丝绵树，太显眼了。那一块四五分地的菜园，除了低矮的一些瓜果蔬菜，就只有两棵树，一棵是树干漆黑，树冠弯弯曲曲四处散开的柿子树，另一棵就是丝绵树了。
丝绵树的树干笔直，树皮是干净的深灰色，树冠规规矩矩地一直向上生长，椭圆形的树叶也好看，翠绿翠绿的。
夏天来了，所有的植物都变得青翠可喜，母亲仰起头看柿子树上的柿子，那些在绿叶中遮遮掩掩地慢慢长大的还是青皮的柿子圆溜溜的，招人喜爱。母亲告诉父亲，这一树柿子恐怕得做七八筐的柿饼，言语间透着喜悦。柿子树到了深秋，一树的柿子就红了，母亲会催促父亲趁早在柿子刚红还很硬时一个一个地夹下来，她要做成柿饼，冬天好卖钱。
丝绵树不一样，没有果子可卖，它在夏天丰沛的雨水滋养下一点一点地不为人察觉地生长，安安静静地生长。
外婆夏天起得很早，把那根长长的黑丝帕一圈一圈地缠在头上，生火烧锅，热水洗脸，然后就一瘸一拐地往菜园走去。菜园外面有一圈竹篱笆，还有一个竹门，外婆打开竹门，没看那棵枝叶茂盛的柿子树，直接就走到了丝绵树下，双手在围腰上擦了擦，上下打量那棵树。
我问外婆，那么一棵小树有什么可看的，也吃不得。外婆说，这棵丝绵树已经有十多年了，就是长得慢，再过一两年长粗一点就可以剥皮了，晒干送到药店，要卖一些钱。我问，丝绵皮贵还是柿饼贵。外婆高声说，肯定是丝绵皮贵，贵好多，丝绵皮是药材，可以治好多种病。我继续问，那可以治好你的腿不。外婆停了一下，说，治肯定可以治，就是慢得很。
外婆的娘家，是另外一座山中的一个大户，家里姊妹众多，她的父亲和几个兄弟都是村里的医生，她多少是懂得一点中药的。特殊年代，外婆的腿断过，没有条件好好医治，慢慢地，那条断腿膝盖向内弯曲，就像短了一截。
知道丝绵树皮可以治外婆的病腿，我暗自高兴，从记事起，看到残疾的外婆走路，她走路的腿脚从没伸展开，一直为她着急。
被外婆念叨的阮家有个病人，是我的同学阮启玲的母亲，我喊阮婆婆。按理说，我该喊阮孃孃，但是她的年龄实在很大了，头上也裹了一圈黑帕子。阮婆婆四十多才生的启玲，她是启玲爸爸的学生也是他的第二个老婆，比启玲爸爸小十多岁。
阮婆婆一身都肿，早上起床就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咳，又咳又吆喝“死了算了”，眼皮亮晶晶的，一双布鞋总是拖拉着，脚后跟踩在鞋底，脚背肿得多高。
启玲问我家要丝绵树叶子，说给她母亲熬水喝。那棵丝绵树是属于外婆的，给不给她做主。外婆很小气，每次只给摘三四片，嘴里还说，附近这一片就这么一棵丝绵树，省到用。
我和启玲一起去上学，星期天吃过午饭，各自背上一个小背篼，里面装了一小袋大米，一瓶腌菜，还有几本书，就出发了。我们的学校在山外的镇上，要翻一座山，还要走一段长长的深谷。上山只有一条小路，四周都是茂密的树林。
我们走累了就在小路上随便找个石头坐上去，歇息聊天。我问启玲，阮婆婆喝了丝绵叶水消肿了没有。她说，好一点了，但是脚还是穿不进鞋子。
启玲像个大人一样叹气，她说，热天还好一些，冬天咋个办哦。我说，你爸爸有退休工资，送到外面去医。启玲又叹气，她说她姐每个月也都要等到她爸爸的那点工资的。我想起和启玲姐姐都在县城读高中的大哥，也无语了。
启玲忽然又说，丝绵皮消肿比树叶快。我赶紧说，快莫打丝绵皮的主意，丝绵皮剥不得，一剥皮树就死了，那是我外婆的树。
启玲不说话了，我们坐在半山上的石头上，听着树林里传来的各种鸟儿的叫声。这片山到处都是树，密密匝匝的，就是没有丝绵树。
我的大哥和启玲的姐姐都在县城读高中，还是复读，我二哥已经没有读书了，启玲的三个哥哥都没有读书了。家里缺钱，能赚钱的法子都想到了，我们两家都养蚕，只是我父母年轻一些，母亲可以养春夏秋三季蚕，父亲放假还能去山上挖葛根卖钱。
大哥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父亲说过，这一年再考不上只能回来。大哥很少回家，他在家时也是沉默，眉头耸起，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人很瘦。
父亲知道复读辛苦，他狠下心让大哥去了学校老师的食堂吃饭，不再带米自己蒸饭，一个月交三十元搭伙费，这是一笔多出来的开支，每一个月父母都在为这一笔钱发愁。我已经很久没吃过鸡蛋了，母亲每天早上都盯着母鸡的屁股，有时她还伸手去摸，只要竹篮里的鸡蛋凑够十个就迫不及待地拿到集市上去卖。
五月末，大哥回家了，是来拿钱的。他不知道的是，上一周两袋收回来已经快要变成现钱的油菜籽，被父亲一句话，一夜之间丢了。村里的小学校离我家只有几十步的距离，学校大操场的一角正好可以晾晒。收回来的油菜籽，父母各背一袋，晾晒在学校。晒得越干的油菜籽价格才越高，母亲准备再晒一天就卖了，给大哥交生活费和高考的各种费用。母亲说，离家近，保险一点还是背回去放家里。父亲说，反正明天还要晒，就不用背回家了。母亲还追问，要得不。父亲说，要得，学校还是安全。那两袋鼓鼓的油菜籽就放在学校的办公室里，父亲还锁好了办公室和学校的门。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听到了母亲的哭声，油菜籽被人偷了，那可是母亲顶着大太阳一把一把割了，一连枷一连枷地打了收回来的。
放学后的学校很空旷，母亲的哭声和骂声传得很远，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永远地记住了那些痛苦的呜咽和歇斯底里的咒骂。骂父亲，也骂贼娃子，骂父亲不是个东西图省力那么一点远都不把油菜籽背回家，骂贼娃子挨千刀不得好死。
外婆听到母亲的哭骂，急得往学校跑，那条病腿成了她的障碍，说是跑也不过依然是一瘸一拐地走。外婆骂贼娃子，也责怪父亲。我从来没有在心里心疼过的亲人那一刻让我心疼不已，心疼哭泣的母亲，心疼沉默的父亲，也心疼残疾的外婆。
我很认真地对母亲说，家里这么困难，我不读书了。母亲没有理我，依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坐在学校的石阶上哭。学校操场边有两棵并排的杨树，已经很高了，高到我需要仰起头才能看到树顶。母亲还在哭，我看着那两棵笔直的杨树，忽然觉得好像是丝绵树，都是笔直的树干，灰白色的树皮。但我也确切地知道，那只是两棵普通的杨树，不是能卖钱的丝绵树。
我也心灰意冷了，我要参加中考了，还不知道要用多少钱。
外婆心疼母亲，她只养育了这么一个孩子。每每母亲因生活困顿哭泣时，外婆一边帮母亲做一些家务事，一边骂我和哥哥们不懂事，骂我们是母亲的“小祸害”。
家里的水田种一季油菜，要供一家人一年的生活用油，还要省出两袋卖钱，用钱的地方太多了。那一年，被偷的油菜籽也成了母亲一辈子的痛，那些痛已经深深地埋在她的身体里，每一次记忆的唤醒都让她悲泪，不堪回首。
父亲只是沉默，作为一名在乡村小学工作了十多年的民办教师，他太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了，他没有母亲唠叨，不会经常把读书挂在嘴边，只是努力地找钱，做他该做的事。
大哥知道了油菜籽被偷，报名费和生活费一时之间凑不齐，他跟父亲一样只有沉默。
五月末，不知道农历的时间，只记得有月亮了，屋外的一切虽看不真切，也朦胧地有了些影影绰绰的黑影。乡村的夜晚，鸡鸭入笼，看门狗蜷缩在门边打盹，四周安静地只剩下那些蛰伏在青草间虫子们的低吟。父亲吩咐大哥第二天一早到学校去，不要操心钱的事，过两天他会送钱去。
那一夜，家里家外显得很清冷。外婆又去了菜园，我不想看到母亲哭，也走过去，我走路都是轻手轻脚的，生怕惹着了还在流泪的母亲。
月光下，一身土布蓝的外婆显得很瘦小，她用两只手去围丝绵树干，我也学她的样子，丝绵树长大了一些，以前两只手还能勉强围住，现在已经围不住了，两手之外还有几寸长。我问外婆，丝绵树长好多久就可以剥皮了?外婆说，这棵树如果有十四五年了，这个季节正好可以剥皮。
外婆说得很仔细，她说，剥皮也有讲究，不能一棵树都剥干净，只能剥一段，还要用塑料布把剥过皮的地方裹起来，这样树才不会死，树皮也才能重新长出来。
我告诉外婆，启玲说的，丝绵皮比丝绵叶消肿效果好。外婆看了启玲家的大门一眼，说，哪里那么简单，你以为剥皮了就可以马上熬水啊，还要堆起来堆到冒水，在大太阳下晒干，这才可以当药用。我听得一头雾水，这么复杂，外婆又轻声地自言自语地说，这条病腿越来越没劲了，不晓得还能不能活到这几个娃儿长大哦。
听到外婆这样说，我的情绪更低沉了，真希望自己已经长大了独立了，远远地离开这个让人压抑的环境。
我和启玲还是一起回家一起去学校。天气渐渐热起来了，通往学校的那座山越来越难走，走一阵就要歇息一会儿，路上的石头晒热了，我们找一棵大树，在树下乘凉休息。我和启玲的成绩都不错，她脖子上长了一个疙瘩，做手术耽误了一年，比我低了一级。
我们两家挨得很近，房屋中间只隔了一个晒坝，外婆的菜园就在她家门前。启玲说，她姐姐也回来拿钱了，六月份拿的钱比平时要多一些，她父亲的退休工资全给了，她妈拿药的钱只能赊账。矮小的启玲有着和我一样的忧愁，她担心常年生病的母亲，也担心她的姐姐如果考不上怎么办。我们都没有这个年龄应有的单纯快乐，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以前，我累了在山坡上坐下歇息时，曾经对启玲说过，哪一天如果我们不再爬这座山了，那我们就胜利了。我和启玲爬过的这座山，走过的这条小路，我哥和她姐也爬过走过，他们现在去县城读书有客车可乘了，但是依然在接受命运的煎熬。我一想到这些，动摇了自己以前的想法，大哥目前的难关都还没有渡过，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我们的班主任蒋老师教数学，他给我们的午饭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他每天中午都会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抄几道难题，交给我们这些缺少睡眠的学生。据说，这个戴着眼镜的老师是山外平原地方的老三届，高考落榜后为了吃国家粮，才来了我们山区教书。那一周，我心里惦记着家里的事，上课心不在焉，午饭后其他的同学都在啃黑板上的难题，只有我趴在课桌上把钢笔夹在手指间转来转去。正走神，挨了蒋老师一教鞭，那是一根细竹子，打在手上热辣辣地疼。蒋老师吼道，都快考试了，还不收心！
好不容易熬到周末，家里似乎已经风平浪静了。母亲准备孵小蚕，她去乡上的蚕桑办拿回来两张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小黑点，这一季夏蚕她准备多养一张。父亲去放牛了，他要边放牛边复习，准备民转公的考试。
大哥的钱有了着落，母亲说父亲去了乡里，找那个开药店的中学同学，跟他“倒一手”，等到这一季夏蚕卖了还给他。
一切都好像恢复了平静，大家又开始各自做自己的事。我问母亲怎么没看见外婆，以往这个时候，只要外婆知道我从学校回来了，必定会高兴地跑过来塞给我几颗冰糖。母亲悄悄地说，你外婆在怄气，莫去惹她。我问，外婆怎么了。母亲说，你外婆的丝绵树被人偷了。
我吓了一跳，跑到菜园一看，那棵丝绵树从露出地面开始到一人高的区域没有了树皮，光溜溜的那一截树干在太阳下白晃晃地刺人眼。我是第一次看到剥皮后的丝绵树，没有了粗粝的外皮，就如一个生病的人，有了孱弱的病态白，只是白，没有光泽。
看着眼前的这棵剥皮后的丝绵树，我在心里猜测究竟是谁干的。就如后来外婆那样，每一家都有可能。地方就这么大，院子挨得近，谁家里有点什么谁不知道啊，况且谁家都缺钱。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阮家，他家有三个没有读书的儿子，干这件事轻而易举，不仅能卖钱还可以给阮婆婆治病，树就在他家门前，方便得很。这样猜着，我几乎坚信了这个结论，心里对启玲也有了不满。
外婆没有哭，只是骂，用了农村里骂人最狠的话。父亲让母亲去劝一下外婆，骂得太难听了，一连骂了几天。母亲看了父亲一眼，轻描淡写地说，让她骂，那棵树长了十多年了，遇到那么多的难处都没舍得卖，现在反倒便宜了贼娃子。
那一周，外婆没有给我吃冰糖，她到处找塑料薄膜，用来缠那些光溜溜的丝绵树干，她说，看看还救得了不。我去帮外婆，和她一起把塑料薄膜缠上去，一圈一圈地缠，就像给一个怕冷的病人穿上一层一层的衣服。
启玲看见了，好像也吓了一跳，问我丝绵树咋了，是不是生病了。我没好气地说，丝绵树树皮被贼娃子剥了，要是救不活，你妈连丝绵叶泡水都喝不到。启玲又看了一眼怒气冲冲的外婆，一闪身就进了屋。其实我也不敢确定这棵丝绵树真的跟启玲一家有关，看到她静悄悄地回屋，又为刚才自己不友好的态度开始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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