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候中国的农村还是属于大集体的农作方式，集体耕耘，共同收获，凭工分分摊作物粮食，领导部门是大队，再上面就叫人民公社。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作业本上或者油印的试卷上面，栏目都要填写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某某学校和姓名，就像今天我们学生的试卷上要填写某某区某某学校某某班级和姓名一样，只是填写的称号不同而已。时代在变，思想在变，生活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人的经历、往事和记忆。
人对于自己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知晓和懂得事情，其实是模糊的，往事和记忆也一样，只能是断断续续的样子，然童年岁月经历的一些事却又是如此铭心刻骨，令人难以忘怀。
七十年代初期的生活异常清贫，正处文化大革命中期，人们缺吃少穿，尤其是农村。当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大多是五兄弟六姐妹的人家，孩子多，吃饭的嘴巴多，要的口粮就多，大人们为省给孩子吃，往往自己都是吃不饱的。东西也不像今天这样极大丰富，可以随随便便就能买到，很多东西都要凭票，粮票、肉票、布票……供应量也非常少，何况当时人们手上根本没有多少可用的钱。这样孩子多的人家最为可怜，要吃还要穿，那时候小孩子不到一定年龄又不能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往往是孩子少的人家生活要稍好过一些。大人们常年累月在地里干活，经常要做到天黑才收工，但种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贡品”。那时候的村干部对上级只有服从和忠心，农作的时候他们在田埂上敲锣打鼓喊口号，叫得热火朝天，实则是督促大人们不许休息，鼓足干劲，记得父母回来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到了收割的时候，村上草坪里尽是堆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公粮，我们这些不懂事小孩子常在上面滚来滚去地玩，冒着黑烟的拖拉机来来回回，一车一车拖往公社粮站送交，村干部们迎着检查公粮的上级领导满脸堆笑，神情极尽自豪，而留给家庭分配的往往只是剩下的少部分。这样的局面，在我心中是无解的，可能这就是那时应该有的生活样子。
我的家庭有六兄妹，加上父母有八个人吃饭，粮食问题自然成了父母最大的心事，尽管大姐二姐已经缀学能挣点工分，当时大哥还在读书。（我的父母重男轻女，这也是当时那种环境下无奈的选择）然而生活依然捉襟见肘，更让父母忧心的事就是每到年底家庭要缴“超支”，我那时并不知道什么叫“超支”，只是后来包产到户时又改叫“田亩钱”才明白，其实是就交税。缴超支是按人口来的，这对于八个人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困难，每每到了年底，父母就愁肠百结，想尽一切能想的办法来凑齐缴超支的钱，因为缴不齐超支的话就预示着分不到粮食和其他的作物。我的家里养了几只母鸡，我们却很少能品尝到鸡蛋的滋味，母亲精打细算，总是拿到集市上去换几个钱，除非我们什么时候生病，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会拿出一二个来做个菜，我至今记得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自己能生个病什么的。至于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并不被允许多吃，要等客人先吃了才吃，嘴馋的时候夹上一筷子，母亲总要远远地用眼睛瞪着，客人走了还要骂一顿。当时家里也养猪，但却不像今天一样长得快，一二年才会屠杀，遇上这样的机会算是家里这一年渡过难关了。父母把猪的内脏和猪脚猪头留下，其他的全部卖出去，我们多少还能美美地吃上几顿。也有年关难过的时候，硬是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母亲在无奈的时候，只能向亲戚借。我的一个舅舅在一个十几里外的村子上，以打渔为生，想是要比别的农村好些吧，或许是借的次数多了，母亲终是不好意思自己去开口，便吩咐四姐带上我去要，并千叮万嘱：要借十块钱，什么时候会还，路上要放好钱什么的。我现在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舅舅也并不乐意借，总是脸拉得长长的，但最终毕竟还是兄妹之情吧，把钱借了。四姐把钱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我和四姐走在路上，每走一段路，四姐就要用手去摸摸内衣口袋，生怕弄丢了。遇上队里分上了西瓜之类的物品，母亲总不忘要还人情的，便会叫上三姐用箩筐挑上一点，依然是我陪着，依然是十几里路，三姐挑着一路走，一路停，我则像个小贴士一样地跟在后面走，一肩一肩地颤悠悠地挑到了舅舅家。父母在那种困境里就这样有一年没一年的把日子过下来了。
要说无虑，当时还要算我们这些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少年不识愁闷滋味，大人们出去干活，我们就整天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在村里打打闹闹，疯极似的玩，竟然还有另外一番天地，全然没有艰难困苦的担心。天热的时候，大伙都是光着身子的在屋里屋外跑，在地上滚，在泥里爬，大人为了挣那点养家的工分，根本顾不上看管小孩，有嗷嗷待哺婴儿的家庭，父母也只能狠心地放在竹椅里坐着或者放在摇篮里躺着，哭也好，叫也好，直到哭累了睡着了，待收工了才会回来喂上几口饭，而能走路的小孩，则是天昏地暗地在家门口等父母回来，常常是不知不觉地睡着在自家的门口，我就曾经无数次被父母在睡梦中抱着走进家门过。这在今天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天可怜见，那时候大家还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
我们当时做小孩的是没有什么吃的，口粮不紧张的时候，饿了还能自个儿到家里捏个饭团吃，年底遇上家里粮食接不上的时候，就靠自家自留地和菜园的几分地种的一点红薯和蔬菜了，父母撒上几粒米，和菜叶或者红薯一起煮上一锅，
大家凑合着勉强也还能吃饱。没奶吃的婴儿，母亲也无非就是把饭团放在自己嘴里嚼烂，然后吐出来喂进小孩的嘴里，我看过这样的情景何止一次二次，后来听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也这样吃过。
要说那个年代，农村人最羡慕的还是吃商品粮的人。当时每个村子里都有个别吃商品粮的人，我后来听说是公社推荐上去的，怎么推荐我至今无从知晓。但知道那时候吃商品粮的人跟吃农村粮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份，就像现在打工的和做老板的身份不同。要说什么不一样，首先是他们有班上，不用种田，能拿工资，且不说能拿多少工资，光不用做农活就足以让人羡慕不已，在那种累弯腰的年代里没有谁不渴望拥有一份阴凉处的体面工种。还有，在那种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他们还有很多令人向往的东西：热天，他们穿的确良，的确卡，丝钢袜，皮鞋；冬天，他们穿呢子大衣，呢绒袜。这在农村里的人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农村里的人能穿上不打补丁的粗布衣服就算不错了，至于脚下，我在记忆之中，永远都是军鞋，还有长到膝关节的棉布袜子，靠二根布带子绑着上面不让掉下来，因为这些在当时才算是最便宜。我记得母亲和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崽啊，好好读书，将来不用种田，也吃商品粮。”多年来这句话想起来总是让我泪水涟涟。
同样，吃商品粮的人的小孩跟吃农村粮的人的小孩也不一样，因为当时吃商品粮的人退休后可以让自己的子女接班，继续吃商品粮，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因此，那时候吃商品粮的人找对象是很少会去找吃农村粮的，吃农村粮的最向往的便是能和一个吃商品粮的人结婚。我的姑父那时候在公社食品站，属于吃商品粮的人，于是村里外村巴结我姑父的人不计其数，说起来跟讨好差不多吧，来跟我表哥说亲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我姑父母对农村的女孩从来都不考虑，最后我表哥是千挑万选找了一个吃商品粮的女孩结婚，只是时过境迁，我表哥并未料到今天的社会发生如此的变化，而他因为那时候的婚姻思想至今终让他后悔不已。考虑婚姻的因素，一旦偏离了婚姻的本色，可能就危险了。
今天，生活已与当年大不相同，人依旧，情未老，我想经历过当年那个时代的人在今天更应该懂得幸福和满足，因为幸与悲，苦与乐总是相对而言的。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历经过了那种困苦的生活还会何其不幸、何其不乐？当然，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能从这所大学毕业，人生便时时是幸福和满足的。
二
我虽然不曾历经过五六十年代那种可以饿死人的饥荒岁月，但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还依旧贫穷，我体验过。
我记得上小学那年，家里一块二毛钱的学费都交不起，班主任催了校长催，可母亲每次总推说等家里卖了什么什么后交，更要命的是我当时还穿着开裆裤，我还记得那个个子好小绰号叫“马哲”的校长坐在办公室门口，几次三番把我叫过去问我家里是不是没米下锅了……或许那时候我真不懂事，除了胆怯不敢言之外，却唯独不知道害羞。估计有那么几个星期之后母亲才终于给我缝上了完裆裤，而那一块多钱的学费到底是什么时候交清的我早已不记得了。
我那时候没有套鞋，也没有凉鞋，平时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布鞋。我记忆里每到寒冬闲暇的那段日子，母亲就会找一些布片用饭粘起来，粘得厚厚的，然后用针线纳成鞋底，再用厚布剪个鞋面，用苎麻线缝成布鞋。所以遇到下雨天，我就只能打赤脚去学校，春夏泥泞的路上总有很多蚯蚓和蚂蝗爬来爬去，而我又非常害怕这些东西，所以走路的时候胆颤心惊，生怕踩到蚯蚓或者被蚂蝗粘在脚上，这使我在农忙拔秧插田时都充满了恐惧。我非常羡慕村里有凉鞋的伙伴，我哭了很多次想要母亲帮我买双凉鞋，但母亲每次都是说过段时间买，到后来不知道哪里帮我弄了一双补了很多块皮的旧套鞋，里面塞满禾草当鞋垫让我下雨天穿，但旧套鞋还总是漏水进来，每次回来都要换禾草，而且冬天下雨的时候穿得特别冷。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楼房，家家户户都是低矮砖瓦房，很多人家都是祖孙三代挤在一起生活，即便是有到了年龄的孩子结婚，也只能是隔出一个单间来作为婚房，兄弟姐妹几个人睡一个床铺是司空见惯的事。瓦房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就经常会漏水，我记得母亲总是用碗啊盆啊爬到阁楼上去接瓦缝里的漏水，有时候我就会自作聪明用竹竿去拨动那个漏水点的瓦片，却也能解决问题。
冬天的农村异常冷，条件简陋的家里没办法洗澡的，在我的回忆里小时候冬天农村人是从来不洗澡的，内衣内裤十天半个月换一次都是普遍现象，有些人或许一整个冬天都不会换，这在我们今天想来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惊奇的是我们那时候也并不觉得难受，竟然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一个的冬天。
七几年的农村还属于大集体，都是大人开工下田挣工分，农活对于我们小孩来说就参与不上，但暑假周末我们这些小孩同样会在脖子上挂条湿毛巾，拎个篮子到田地里去捡大人割禾漏下来的稻穗，捡的稻穗还不能拿回家，只能在祠堂里用木椎锤下谷粒后让村干部打称，按重量算作自己家里的工分，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大部分也都晒得黝黑。
在当时那种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是没有什么零食吃的，周围几个村只有一个商店，那时候也不叫商店，叫合作社。唯一能买的零食就是糖，有一种用糖纸包住的叫粒粒糖，还有一种细小的像西米露圆粒大小的糖叫胡豆子糖。有时候母亲要我去买盐或者买肥皂之类东西找零剩下的几分钱就会用来买上一两颗糖吃，回来还要被骂一顿。实在馋不过，就会骗母亲说买铅笔买草稿纸要上几分或一毛钱，偷偷地买糖吃。
其实粮食也是不够吃的，母亲为了维持到第二年接上新粮，在冬天日短夜长的那些日子里常常是一天只吃两餐，中午不吃，偶尔也用大白菜叶子加上少数米煮一锅稀饭吃。再紧张时，来年开春就用酒糟加糖精煮糟粥吃，不过好在那些年还算风调雨顺，否则要是遇上后来经常出现的洪涝旱灾估计日子就会更艰难。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母亲买卖东西时跟别人计较称秆平衡的高低和为了一两分钱的争执，母亲是个文盲，然算数又并不比一般人差，往往为了那一两分钱的上下而不肯让步，争个几分钟都是常有的事。家里兄弟姐妹多，吃的穿的都要，可当年农村又没有赚钱的地方，全靠卖只鸡或者卖几个鸡蛋来维持一家人的开销，所以母亲必须精打细算，把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如今想起甚觉心酸。
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农村转型改制，农田开始包产到户，粮食基本就够吃了，也有了凉鞋套鞋穿，不过大部分都是穿最便宜的军鞋，因为军鞋天晴下雨都可以穿，但军鞋不好就是后脚帮容易踩坏，每到冬天我的后脚跟就生冻疮，时间久了冻疮破皮流脓流血，没办法把军鞋穿上，就只能像穿拖鞋一样踩着后脚帮走路，过段时间军鞋的后脚帮就踩得穿不上了。
我那时候刚上了初中，尽管家里比小学时稍好，但也没钱，不过家里似乎不缺米了，在周末我就会偷偷多带点米到学校，嘴馋的时候，便用米到镇上换个馒头或者油条麻花吃。我们隔壁班有一个同学，就是镇上人，他们家竟然买了一台机器制冰棒，那时候很多同学除了羡慕他，都愿意跟他玩，因为可以跟着到他家里去吃冰棒，我记得我也去过，那种冰棒好硬好硬，要用好大的力才咬得动，但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生活条件慢慢又有了进步，我也进了高中，除了哥嫂分了家，姐姐们也都结婚出嫁了，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母亲。虽然不至于像以前那么缺吃少穿，但种田的劳累又伴随着我而来，在那么近十年的时间里，真的让我尝尽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直到我大学毕业。
心情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