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三年了，每每想起他，就想起他那双粗大的手。那双手，已完全没了正常的模样：粗短的手指弯曲着，骨关节膨大的像糖葫芦，指端平齐，指甲从来不用修剪却总是长不过指尖，钢币厚的老茧布满整个手掌，连荆棘都难刺进去，看起来像练过铁砂掌。后几年虽没有从事重体力劳动，但在手心与手背的边接处依然布满细小的裂纹。每次吃饭，我看到他端碗握筷略显笨拙地样子，就不忍心再看。我知道，那是成年累月超强劳动的结果，他那双手，承受过太多的责任与沉重。
一
父亲十六岁那年应征入伍，先是在沂水县独立营，两个月后编入沂蒙军分区警卫营，不久，就“升级”到了铁道兵团第2支队线路第22大队（铁二师2团），从此开始了天天与钢轨和铁锤为伴的军旅生活。我想，他的手之所以变成后来的样子，与那段艰苦的生活有很大关系。
父亲到达铁道兵兵团时，铁二支队各大队正在抢修粤汉铁路衡山至衡阳前后的桥梁和线路，当时衡阳才解放了20多天，广州还没解放。因为前方急需要作战物资，修复任务大都是限定时间，父亲所在团正在抢修的耒河木便桥，四野首长命令必须在21天内通车。那时机械很少，运送土、石、钢轨、枕木全部是肩扛人抬，甚至加工配件和打桩也靠人力施工。时恰逢阴雨连绵，父亲和战友们每天十几小时冒雨在泥泞中扛石头、扛枕木，趟趟都都是七、八十斤的负重，你追我赶一路小跑。父亲刚满十六周岁，力气还没长全，一天下来，腰酸腿沉，回到住宿处就一屁股坐下不想再多动一步，饭都不想吃。刚到湖南时因为没发单衣，战友们只好穿着湿漉漉的棉衣干活，夜间睡在跺一下脚就能踩出水的地板上，铺的稻草像水泡过一样，结果大部分人髋下长满了疥疮，走路都不敢迈步。
粤汉铁路复旧时，父亲所在的二连在韶关整修铁轨。因为天太热，铁路上的钢轨膨胀的很多地方都脱离了枕木，钢轨与钢轨的接头处甚至顶的卷了饼。父亲所在的排负责撞钢轨——先把钢轨截去一段，将撞轨器卡在钢轨上，然后用铁锤击撞撞轨器，把钢轨接头部位的缝隙撞得大一些。他们三人一组，一人按着撞轨器，两人抡锤，十磅的铁锤，一口气就打三、四十分钟。时值盛夏，头上是火辣辣的太阳，脚下是烙铁一样的钢轨，而那阶段的鞋质量太差，穿不几天就成了破烂，一些同志只好赤着脚站在铁路上，脚底板像是被烙熟了，连小腿都烤的难受，身上的衣服一天到晚像刚从水中捞出来。一天下来，胳膊和手震的麻木，吃饭时碗筷都拿不住。修建来镇（来睦）段铁路时，钢轨短缺，上级决定将黔桂线广西金城江以北至贵州都匀段拆下来应急，同时从全国各地四处搜集。因为拆下和搜集到的钢轨、配件型号不一，也不配套，师里为此成立了一个整轨队，父亲所在的锻造班（铁匠炉）被调到那里打制“鱼尾板”（钢轨夹板）。没有现成的钢板，就用废钢轨烧红劈开代替，铁匠师傅负责掌钳制型，父亲和另两个同志负责抡大锤，一打就是十几个小时，天天累的精疲力尽，收工时拖着身子回宿舍，早晨穿衣胳膊都抬不起来。
抗美援朝期间，入朝后没多久父亲被调到师材料场担任车工班班长，主要工作依然是搜集钢轨配件和打钢轨夹板。父亲和战友们天天冒着敌机轰炸，拉着双轮小车到三华里地的安州车站去捡废件。安州车站被炸的面目全非，钢轨和各种配件到处都是，有时一天去捡好几趟，遇到敌机轰炸就找个隐蔽处躲一躲。捡回去后，顾不上休息就立即挑拣、加工，铁匠炉点燃后，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熄火。朝鲜的冬天特别冷，晚上站岗穿两层大衣还冻得直哆嗦，打铁时，冻僵了的手一会儿就震出血口子，找块布条缠一缠，就又“叮叮当当”的干起来。
1954年9月从朝鲜回国修建藜湛铁路时，父亲所在的一连在广西玉林市西北一个叫鸣水的地方打隧道。开始的前两个月，因为没有凿岩机，打炮眼就靠钢钎铁锤。王震司令员视察后调去了两台凿岩机，但往外运送碎石还是需要人搬车拉。山洞打通后，父亲又被借调去了师场务连，还是加工钢轨夹板。那时父亲已经长全了力气，原来用的八磅、十磅铁锤觉得不过瘾，干脆改用十六磅大铁锤。师傅们感到父亲干的太猛，一再嘱咐父亲“悠着点”，害怕父亲累出毛病。
那五年，可以说父亲的手遭受了超乎生理极限的摧残，埋下了后来“变形”的祸根。
二
去年春节前我去看舅舅，舅舅和我聊起了父亲。他说父亲晚年很幸福，前些年受了些累。还说在我们那里（山村）生活格外多出一些力。的确，1980年代以前的山里人家，生活全靠两个肩膀两只手，出门就上山下山，连手推车都用不上。湖（平原）里人说，在集市上，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山里人——山里人走路脚抬得高，因为山路崎岖不平，走起路来怕被石头绊倒。
父亲说过，1967年到1975年那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时期。那几年，母亲身体生病干不了重活，父亲的身体也出了些问题，我和二弟都在上学，不但帮不上忙，而且还有一些杂项花销；妹妹和三弟、四弟还很小，一家七口人的吃穿几乎全靠父亲一人忙活。父亲每天拖着沉重的身子去生产队劳动，就为了多挣点儿工分，而能挣工分的方法除了多出工外，就是勤垫猪圈多积肥和多出些力气了。
我们生产小队在南山和北山顶上有八、九亩土地，也不知谁家的先人上去开垦的。南山上三亩左右，在海拔550多米的最顶端。南山悬崖以上的部分陡峭的近70度，连续折弯的“Z”形山路比长条凳宽不了多少，且脚下全是高低不平的乱石和打滑的沙子，平时徒手攀爬都很困难。我曾经往山下挑过一次地瓜，平时能挑七、八十斤，那次挑了六十多斤腿就哆嗦的不成形，每到“Z”字的折弯处就必须换肩，否则扁担两头的筐蒌就会碰到山坡上，脚下一滑就会滚落悬崖，多亏山坡上长满了二、三十公分粗的赤松，关键时候会救你一命。我们生产小队的大多数人家住在北山坡上，上南山时，要先下一段山坡，然后再从河底向上攀爬。社员们往村庄周围和近处山坡上的田地送粪时，都是按天记工，挑多挑少全靠自觉，虽然也是很重的体力劳动，但还在身体的承受范围之内；往山上送粪时，因为太过艰难，也为了激励力气大的人多挑些，就按斤计算。现在，每当我想起当年父亲他们挑着一百几十斤，一步一步艰难往上挪步的情景，感到腿都发软，泰山上的挑山工也不过如此。后来，干脆全部改用化肥，再后来，就把那几亩地放弃了。北山比南山矮一些，山坡也比南山稍缓，但那上面的地多，土质也好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人种着。往山上送粪都是在每天早晨的早饭前，那是大力士们逞英豪的时候，一些体力强壮的人每担都在160斤以上，有的甚至能挑到200多斤；有的天不亮就起床，每早晨送两趟，就为了那每百斤3分的工分（按工分值约合6分钱）。有几年父亲的身体不好，大队根据退伍军人优抚政策，让父亲去了副业队，但父亲一直坚持早晨上山送粪。每次送粪回家，都是疲惫不堪的样子，连话都懒得说。
除此之外，父亲还要干一些别家男主人很少干的家务活，其中最为费时耗力的是推磨和秋天切晒瓜干。
我们的主粮是煎饼。煎饼的加工很费功夫：头一天下午，将地瓜干用碾子碾成蚕豆大小后，或掺些高粱、玉米、麸糠之类用水浸泡一夜，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要起来，用石磨将浸泡好的地瓜干等磨成糊，再摊成煎饼。六、七口人的饭量，要磨一个多小时。我上高中时，要从家中带饭，星期天的早晨就要磨二、三个小时。因为母亲患病，平时推磨就由父亲和弟弟承担。父亲每天推完磨后，顾不上歇息，抄起农具就急急上工，所以，每天早晨要比别的男人多出一份力气。
三秋大忙季节，父亲更是辛苦。地瓜作为我们的主粮，种植面积占粮食总数的70％，地瓜收成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来年一年的生活，因此，每年收地瓜时，都像是打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在从白露到霜降后的两个多月里，各家各户大人小孩都在为切瓜干、晒瓜干忙活。每天傍晚以前，老婆孩子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一趟一趟地将分的地瓜挑运到离家较近、事先选好的切晒瓜干的地方。我家每天能分三百多斤，我和弟弟很多趟都运不完，需等到父亲放工后再去挑。运完地瓜后，有时晚饭都顾不上坐下吃，要趁着天气好连夜将地瓜切成瓜干，并一片一片地晒好。用铡刀切地瓜很危险，也很费力，一般都是由父亲负责，我和弟弟负责晾晒，母亲忙完了家务也去帮忙。月光好时直干到夜间十一、二点，实在切不完就只能等第二天。那个时节，最怕连天阴雨，记得有一年连续阴天一个多月，各家有的用细铁丝将瓜干挂在屋檐下，有的用锅烙，有的用炕熥，结果还是吃了一年的霉烂瓜干，磨出的糊糊摊出的煎饼都黑乎乎的，一股苦味。因此，一遇到下雨，各家必须全力抢收，经常是半夜迷迷瞪瞪地起来，点起灯笼拿上雨布就往晾晒瓜干的地方跑。那时，满山满坡灯火点点，像些小星星，可惜顾不上欣赏。
父亲在大队副业队时，蒸过馒头，种过党参和茯苓，后来又去了水利队，带着几个社员修塘筑坝。那两年的工作很有成绩，他们将我们村的七、八条山沟全部砌上了一层一层的拦水挡土的石坝，并在淤积满沙土的坝内栽上了蜡条，对防止水土流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至今那些拦水挡土坝还在，并依然发挥着作用。他们当年还挖建了几个水池。记得在修建林场附近的水池时，父亲的右手受伤，因为没及时处理结果发炎流脓，他就用小镊子夹着棉球伸进很深的伤口里清洗，当时看得我心里直打颤，而父亲却像是在给别人处理，一点儿也没有痛苦的样子。
三
父亲年轻时，那双手虽然粗糙，但很勤劳灵巧，他曾用那双手创造出了令别人家羡慕的日子。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篇课文叫《闲不住的手》，说南京路上好八连里有个李班长，一有空就拿着榔头，带上钉子，这里敲敲，哪里钉钉，忙个不停，战友们亲切的称他为“闲不住的手”。老师问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闲不住的手，同学们有的说他妈妈是闲不住的手，有的说他奶奶是闲不住的手，我说父亲是个闲不住的手。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放下锄头摸镢头，放下铁锨扛扁担，除了吃饭睡觉，很少见他的手停歇一会儿。
母亲说，我幼年是吃芋头长大的。人民公社成立后，各家各户的土地都收归集体所有，只按人口给每家留下少量菜地和自留地。1958年，大队里办起了公共食堂，接着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各家除留下必要的劳动工具外，其余凡是带“铁”字的物件都进了炼钢炉。那年，比我小一岁的弟弟刚刚出生，一岁多的我只好跟着大人一同到集体食堂用餐。那些大人们都勉强果腹的粗茶粗饭，那时的我怎能吃得下，父亲便在上缴家中的铁件时，偷偷埋藏下了一口小铁锅，又在巨石遍布的东山上开恳了一些比独间房屋地基大不了多少的“镢头地”，我就是靠那些地里种的芋头熬过了幼年。那些小地父亲种了很多年，记得我和弟弟跟着父亲去玩时常在大石头上爬上爬下坐“滑梯”。在一块常年湿润的小地里，父亲还种过几年旱稻，那可是我们那里的人家一般吃不到的东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家连树叶都吃不上，甚至吃黄土，但我们家凭着父亲的勤劳，虽然也吃糠咽菜，但还没饿肚子。父亲说，有一次他去沂南县马牧池赶集，中午饿了，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去吃带去的两个煎饼，刚打开包袱，就被一个“公家”模样的人看上了，死缠着父亲一定要把煎饼卖给他，说着，就拿出了一卷钱，他说那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全给父亲。父亲犹豫了一下，最后也没卖给他，那个人只好怏怏地走了。回家的路上父亲有些后悔，心想那人家里可能有难过的坎儿，卖给他或分给他一个就好了，说不定会救人一命。那时粮食、食物奇缺，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吃饭时如不躲藏起来，食物就会被人抢走。
生产队那会儿，为了多积些肥，冬天他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背着粪筐出去转一圈儿，然后再去上工，有时冻得手脸黑紫，眉毛上都带着霜雪。为了让菜地肥沃，每隔一年，父亲就让放羊人给“卧地”。那时，各家养的羊白天由放羊人集中放着，夏天天长，放羊人会将羊群赶下山歇晌，有些人家就让放羊人将羊群赶进自家的地里，利用羊群卧地，一百多只羊一、两中午的拉尿，能顶上好多担圈肥呢！因此，我家的菜园与临近的相比，不仅蔬菜种类多，也总比别人家的好些，比如萝卜、白菜，每年都比人家的大很多。有一年秋天我去菜园里收萝卜，一墙之隔的三爷爷和我开玩笑说：“孙子啊，我拿三个换你一个行吗？”
可能是父亲当过兵的缘故，容易接受新事物。别人家从不种的甜菜、莴苣、大苦菜等他都愿意尝试一下。有一年他在生产队锄地时，发现了一棵西红柿苗，拿回家后栽到花盆里，居然结了五、六个。他将两个留作种子，第二年在沟边的一块“镢头地”里栽了几十棵，棵棵果实累累，可惜不等全红，就被过路者摘去，害的我们吃了一年炒青西红柿。那时候西红柿我们只在书本上见过。
心情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