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是一个热门话题，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的问题，也是平民百姓非常关心的话题。它涉及国民经济是否快速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居民生活的改善，怎样改善的社会热点问题。去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意见》（31条）出台，随后8月1日，国家发改委、税务总局等八部门出台28条，同年9月,国家发改委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引起人们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因此认真研究我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找出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总结出民营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避免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无疑对于促进宿迁今后经济社会顺利、健康、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效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要重视民营经济。因为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市场经济与民营经济随影相行，相得益彰。民营经济对市场反应最快，适应能力最强，如鱼得水，这是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的底层逻辑。
（民营经济概念是特指1978年以后一种经济组织,是指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主要成分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我国宪法用非公有制经济一词来表述。所以本文从1978开始讲述民营发展历程，特别是1996年以来的历程。）
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宿迁客观的必然选择
（一）成立宿迁市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江苏省委认为，淮阴市行政区域过大，难以充分发挥市带县的功能。原淮阴市超过1000万人，要带动11个县（包括县级宿迁市、沭阳县、泗阳县和泗洪县）和两个区，力不从心。当时的老百姓称之为“小马拉大车”。同时，苏北地区中心城市偏少，城市带动力不强。以往行政区划调整往往要考虑民族、历史、地理如山川河流、文化等因素来确定。地级宿迁市的成立，则一改传统做法，而是根据经济学原理，作为加快全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省委、省政府提出“区域共同发展战略”，决定淮宿分设，成立地级宿迁市，在苏北腹地培育一个新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培育苏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优化区域中心城市布局以此来推动苏北经济发展。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宿迁成立经济开发区、湖滨新区、洋河新区的举措，并不是随意的决定，而是有其经济学原理的。
(举例：把宿迁市作为经济增长极，体现经济学原理。这个原理在秦朝就有体现，秦朝明确“家有两男以上未分异者，倍纳赋”,就体现了经济学的原理）
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进行行政区域规划调整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人民的福祉。
（二）建市初的特殊市情
1996年7，地级宿迁市成立，人口505万，面积8555平方公里，辖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豫县和宿城区。
地级宿迁市行政中心设在原省级贫困县的县级宿迁市。由于中心城市零基础、零起步，经济实力极为弱小，宿迁突破工业经济缺乏城市大工业支撑、加快城市化进程缺乏中心城市支撑、发展改善民生缺乏中心城市的科教文卫体系支撑。
宿迁是全省农业、农民，农村“三农”比例最高、比重最大的地级市，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最慢的地级市，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处在不同的平台上。1996年，宿迁三次产业结构为47.8∶30.8∶21.4，呈“一、二、三”产业结构，农业是宿迁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足400美元，按照钱纳里经济发展模型测算，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仅10.1%，处于城市化初始阶段。
江苏为推进区域共同发展，为发挥各自优势，实施了“四沿”发展战略，即大力建设沿沪宁线高新技术产业带、沿江基础工业产业带、沿东陇海产业带和沿海经济带，而宿迁均无缘进入，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从经济区位看，宿迁处于全省谷底。多数人均经济指标在江苏和沿海地区处于落后位置，与苏北其他四个地级市相比也存在不小差距。建市之初，储蓄额占全省的1.1%，出口创汇占全省的1‰；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125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499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3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5.1%；分别为苏南、苏中、苏北平均水平的17.8%、19.67%和44.94%；财政收入7.68亿元，占全省1.6%，人均财政收入160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6.6%；分别为苏南、苏中、苏北平均水平的14.97%、30.9%和60.6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62元，分别比苏南、苏中、苏北平均水平低3249元、2594元和151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993元，分别比苏南、苏中、苏北平均水平低2040元、1144元和327元；工业占GDP比重为28.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7个百分点。在这种地理、经济区位条件下，如与周边发达地区采取同等策略竞争，宿迁必将长期处于明显被动的劣势地位（必须快人一拍，高人一筹）。
面对全省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的特殊市情，如何加快经济发展，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洼地崛起，弯道超车，后发跨越，靠国家、省投资，很不现实，依靠本市现有的企业积累资本，显然步履维艰，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坚持“希望在民间，活力在民营，发展靠民力，稳定靠民富”方针，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宿迁别无他选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也是成功之路。今天的宿迁与1996年相比，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挖掘总结。其中重要的一条:宿迁人自强不息，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精神,值得永远继承发扬。
二、宿迁民营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历史阶段的划分，往往以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为标准的（比如，古典经
济学是1776诞生，以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为标志；中国研究经济学是1901年，严复翻译《原富》为标志）。宿迁的民营经济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全国的划分1978—1992,1992—2002,2002—2012,2012—2022)，民营经济初步发展阶段（1978—1995年）；快速发展阶段（1996—2002年）；持续快速发展阶段（2003—2011年）；全面提升阶段（2012—2022年）。宿迁的民营经济由最初的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成为宿迁的主体经济。民营经济成为宿迁最具活力，充满动力和扩张力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说，宿迁的经济发展史，就是宿迁人民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史，就是宿迁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史，也是民营经济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史。宿迁民营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双向互动过程。
三、起步阶段宿迁的基本做法（1978—1995）
1978—1995年，宿迁民营经济是理论上的“有益补充”与实践中的初步发展阶段。
（一）宿迁的基本做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宿迁境内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而农村变化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成为主要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农村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和前提。并成为议论的话题。
1.农村改革
春到上塘拉开序幕
泗洪县是江苏省贫困县。上塘公社又是泗洪县最穷的公社。20世纪70年代，上塘所在的西南岗因为穷，被称为泗洪的“西南非洲”，东北部的垫湖村则被称为西南岗的“西伯利亚”“黄粘土、水不淌，十家九户都缺粮；破草屋、漏风墙，扯把稻草就当床……”这首曾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是当年垫湖村的真实写照。
1964—1978年期间，国家共拨给上塘公社财政支持款、扶贫款、救济款140.46万元，拨给农田水利、抗旱经费与生产贷款160多万元，拨给供应粮1626.8万公斤。1978年，上塘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全公社三级所有固定资产仅有95万元，处于人缺粮、牛缺草、地无苗的严重困境，80%生产队失去了简单再生产的能力。然而，穷则思变，上塘人在艰难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风雨改革历程。
1978年，上塘人敢为人先、率先行动，率先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的体制性障碍，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增产，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开江苏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先河，为上塘大地迎来了“春天”，从而掀起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推动了全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彻底改变了世世代代贫穷的面貌，结束了“三靠社队”(吃粮靠供应，穿衣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苦难历史。垫湖村因此成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
耿车模式横空出世
“耿车模式”，是在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农业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一次大胆探索。它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同样有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空间，是民营经济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当时被并称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耿车是宿迁（现为宿城区）的一个古老乡镇，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自然条件较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个近4万人口的乡一直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最穷生产队年人均口粮一度只有31市斤。年复一年，人口外流不止。农民说：“今年巴望明年好，明年还穿破棉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乡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学习苏南、温州等地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创造出一条“四轮齐转，双轨并进”的发展乡镇企业新路子，从而使昔日的穷耿车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1985年，耿车经验在全国地区发展战略经验交流会和江苏省乡镇经济讨论会上交流介绍，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耿车模式”。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于光远、费孝通等以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级负责人先后约11万人赴耿车参观考察。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在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同时，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庞大的待业群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成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共识。宿迁、沭阳、泗阳、泗洪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985年后，在农业内部调整大体完成之后，乡镇企业蓬勃兴起。私营经济重返国民经济舞台。各县积极扶持乡镇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优先办理乡镇建材业、食品业、饲料加工业和贩运业发照工作。简化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办理手续，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并在各乡镇成立协会分会。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扩大建设规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体、私营商业和乡镇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发展最快的是宿迁县，宿城镇是淮阴市第一个产值亿元镇。
1984年，沈光荣、陈西、王林云等人相继兴办古洋酒厂、聚源永酒厂、美酒厂（苏洋酿酒），全县私营工商企业逐渐兴起。王林云长期在外奔波，父母亲离世时都没有及时回家与两老见最后的一面。当年他的企业以每天纳税10000元，而享誉淮阴市。王林云开发的低度酒成为全国首创。
乡镇企业提出著名的四千四万精神(即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万计,吃尽千辛万苦)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2.城市改革
1984年底，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进行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全面改革。1992年1月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人们认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问题。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宿迁市（县级）、沭阳、泗阳、泗洪县的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1992年1月至1993年6月，重点在工业企业推行综合改革，即改革领导体制，进一步明确厂长对企业生产经营统一领导、全面负责的中心地位（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用工、分配制度，全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和风险抵押承包制；完善承包、租赁机制，实行利税和净资产增值两项指标确保完成，经营者收入和职工收入与前两项指标挂钩的“双保双挂”办法（1992年，徐州率先提出砸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在流通领域试点、推广“四放开”即经营权、价格权、用工权、分配权放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同时商业企业推行上缴利润大包干和企业租赁。1993年7月至1995年，境内实行以租赁为主要形式的所有权不变经营权彻底放开的国有民营改革。采取“放三权”（人事、经营、分配权）、“保四块”（上缴利润、税收入库、技改投入、资产增值）、“管三项”（资产维修、财产监督、风险抵押）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实施机关、事业、国营厂矿住房改革，原单位住房全部出售给职工。推行股份制，部分亏损严重的企业公开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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