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天生的长短腿，无论你多么憎恨它，并且竭力抗争，但最终不得不认命，一瘸一拐前行。我的数学成绩就是这副德行，表现出心智不全的样子，埋汰我祸害我了半辈子。有时想：就算你是魔咒，这么多年来念咒的也该老死了吧！可是没有。就像黢黑的影子，但凡你往明处露脸，它定会一跃而出，亮给你颜色看。
父母说我从小就不识数。10以内的加减法，表现得一脸茫然，常常伸起十指翻白眼，定格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们也很发愁。
上学以后，这个问题突显出来。以至于单就数学功课，班主任不时上门家访，说的危言耸听，说的一塌糊涂。那时，我认为是父母的问题，你们得在遗传方面找根源。父亲咧嘴蔑视地笑：你小子杀了人，是不是还得老子去偿命。母亲聪明机智，指着我脑门不屑道：如果是遗传，那你姐为啥数学成绩好。我姐数学好，但我姐缺心眼。她咯咯地笑着告诉母亲：是遗传。老师说男传女，母亲传儿子。
数学课相当于儿时进门诊部治疗室。每次并不穿白大褂的数学老师出现在教室，我就惶惶不安，心跳加快，出两手细汗。原本清晰活跃的思维像点了卤水，脑浆瞬间沉淀凝固变为脱水豆腐。课堂上，好心的老师希望我能够掌握方法，提出小问题叫不举手的我起身回答。每次我都是语无伦次，胡说八道。老师不相信，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明白。在同学们起哄下，他怀疑我装疯卖傻在捣乱。
班主任安慰数学老师，瞪起眼勒令我写检讨。于是，我在班会上声情并茂地念了文稿，居然感动到了班主任。她摸着我的脑袋，眼眶湿润地说：我让尖子生给你补。你一定可以的。
我想起了伟人的话：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两个尖子生热情高涨地坚持了半个月，吃掉了我两毛钱的古巴糖，然后放弃了一辈子做好事的努力。他俩像走出实验室的白大褂，拿到了我的一组真实数据，证明我的数学功课，还停留在死木头疙瘩、一脑袋浆糊的阶段。
我被送到老家住过一年。大西北，黄土高坡，偏僻贫困山区学校里，我简直是鹤立鸡群，全校师生对我近乎众星捧月。课堂上发言，老师同学们像是收听广播，尤其朗读课文，几乎成为一种文艺节目。每每结束坐下，都是语文老师带头鼓掌。
永远不忘那个发鬓稀疏、颧骨突出、身体干瘦的数学老师。他用半节课时间讲完例题，让同学们自习，然后坐在我身边，满目慈祥地为我讲解概念、算式和解题方法，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些我始终搞不懂的问题。我真的尽心尽力了，一盏煤油灯，几截铅笔头，几摞粗草纸，披星戴月，发愤图强。跟着老师解数学题，学会了老师土的掉渣的山里话。
黄风天，我病得爬不起炕。同学捎来了我的数学答卷，看到皱巴巴纸面右上角72的红笔迹，我泪水拌着沙尘涂花了脸。那是我头次敢拿在手上，随便让人们看的数学成绩。
回到城里，坐在明亮教室。有了受苦受难后大彻大悟的精神意志，还有山里老师教我的那点儿数学功底支撑，我先后当上了小组长、文体委员、宣传委员以及语文课代表。但是受数学功课掣肘，我始终做不到信心满满，全力以赴。换言之，如果我能学懂数学，取得好的成绩，学生时代定会更加优秀更加圆满。
每当我各方面表现不错的时候，班主任总是欣慰的目光看我，关爱地叮嘱：你的数学还要加油啊，不能让它拖了后腿。有段时间，父母良心发现，积极帮我清理绊脚石，请了退休老师登门为我补课。我就像内脏大出血的患者，一袋一袋血浆药液输进去，它们在我身子里游荡而鄙视，最终带着热乎乎体温走了。那些天，听老师的话，该理解的，该背记的，该练习的，一一都做到了。可是，一拿到数学考卷，我便脑袋一片空白，盯着试题一头雾水。
那个年代，学校重视的首先是学生的政治觉悟、思想品质，数学的短板没把我木桶里水漏光。高中分文理科班，我进了文科班。文科班分了快进班、普通班，我考入了快进班。但凡数学占比和影响小，我的状况就非常好。高考那年，老师对我们应试实力进行分析，认为我很有希望，偏科问题争取政治和史地高分弥补。
然而，临近时我因一条喇叭裤被学校劝退（开除），虽然在班主任的大力帮助下，我还是走进了考场，并试图在那里推开一扇理想的大门。遗憾的是，我忽视了数学魔咒的存在。它就像紧箍咒，当你发威的时候它也开始发威。
公堂之上，明镜高悬，数学老爷衣冠楚楚，端坐公案桌前。他高高举起惊堂木，重重拍在桌面上。接着一阵乱棍在我臀部施加力量。大老爷饶命，小的确实没奉承伺候好您。我求饶，像长短腿一样，一瘸一拐出门，走进了另一条路径。
入伍当兵。由于懦弱与回避，这时的数学已修炼成精，像个巨大老妖遮天蔽日，张牙舞爪。每日里念念有词，满世界捕捉我的灵魂。胆战心惊的我藏匿于戈壁、沙漠、雪原和荒山野岭之间。我想着通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经受风吹雨打的考验，另辟天地，曲线救自己，抒写没有数学的桃花源记。魔咒，只能对有心魔的人起作用。我能有幸绕开它的魔力。
努力，拼搏，进取，能换来立功受奖、优秀荣誉，却换不来数学老妖丁点儿怜悯。我还是我，它依旧是它，我们都存在着对峙着，都企图让时间成为自己满格血。父亲想不通，呵斥道：当兵吃得苦，比数学补习苦出千百倍，为啥就不能拿出这个勇气补补课。我说：一把刺刀拦住我，我挺起胸膛迎上去，保证不眨眼不憋气。可换成数学老师拿道题，我会两腿发软跪倒在地。母亲耐心劝父亲：别为难孩子了，孩子很努力了。你说家里谁画画有儿子画的好，还有作文什么的。数学这东西本来就没什么用，不是考试谁会搭理它。
我就是不搭理它。三年时间，放弃了两次报考军校机会。
青海高原的春天来得晚。西安的槐花露白，兰州的柳树飘絮，我这里迎春花才从干枯藤条上探出些嫩黄。考验，考试，谈话，会议，在换去冬装的时候我加入了党组织。早操结束，分管兵员的别参谋长一手拎着腰带、一手夹香烟，满口陕西腔对我说：你这碎娃好好滴，为啥莫考学呢？俄给你舌，你窝退伍回起，就连喔入党都似个假滴。
首长意思是，如果没考学，服役期满了退伍回去，一时没组织接收，介绍人又不在，党员转正的事很难办的。
电影放映员小黄，坚持每天早起半小时练习流星锤，从开始脑袋青包脸颊瘀血，到如今浑身腱子肉。两年下来炯炯有神，虎虎生风，一副武松打虎架势。他给我出主意：试着考一回不留遗憾。考前打起背包收拾好东西，考完了在家休假等消息。假如没考过，等复退工作开始，回来办个手续走人。
姐来信，捎来父亲的话：回来先待业，有希望明年上班。联系到的单位一个是百货商场，一个是造纸厂。你入了党，单位和岗位都可以优先选。我赶紧写了回信，让她把数学课本寄来。并转告父母亲，我决定考军校。
坐在昏暗的考场，一大张散发着油印气味的试卷摆在面前，一行行长短不一的试题间隔着各种图形，密密麻麻数字里夹杂着奇怪符号。我一次次审题一遍遍思考，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不理解，一窍不通。周围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只有沙沙地写字声。挂着胸牌的主考官背着手来回走动，不时看手表提示时间不多了。
心急火燎，满头是汗，我不知所措。这时，前排考生甩手朝我扔来纸团，我急忙接住匆匆展开，纸条上是第一大题10个小题的答案。我抓住了救命草，欣喜若狂提笔抄写。然而，纸条上的字迹就像鬼画符，怎么都看不出是什么？我焦急万分地拍打前排考生肩膀，对方忽地转过身来呵斥我，怎么是主考官。我一声惊叫，从梦中醒来。
这样的梦时常发生。多年来，考试梦总是冷不丁地出现在长夜里，与日有所思无关，与情绪好坏无关，莫名其妙说来就来。这次像往常一样，我汗淋淋起身，悄然溜出宿舍。营区哨兵纳闷地问：凌晨三点你去哪儿？我说：睡不着，这班岗我来站。他问了几遍，确认后高兴地离开。我独自站在苍穹下，默默用充溢的泪水接住清冷繁星。
几个月后，我以考生身份去兰州，心惊肉跳地挨过了文化课、专业课考试以及体能测试和体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走出考场我精疲力竭，如释重负。之后好几天不敢想数学，否则心头就会一紧，情绪立马低沉下来。我就是产后坐月子的妈妈，想着看着婴儿顾虑重重，反复怀疑，会不会是个长短腿。
听从了放映员的主意回家休假。短短十来天，我经历了放松放空悠闲自得，无所事事四处游荡，患得患失坐卧不宁，心慌意乱焦躁不安，直至最后的高潮顶点：放声大哭死去活来。假期即将结束时，我接到了军校录取的通知。
后来我知道，数学成绩擦着底线过关。军校里，20多门功课，数学是我的重点。其他科目即便成绩下滑，我有百分百自信迎头赶上，唯独数学课我不敢怠慢。那东西就是老妖，一旦没压制住被它魔咒套路，定会成为行尸走肉，任由它蹂躏欺辱。
毕业分配到部队，一起的学友整天出入作战室、指挥中心，趾高气扬，我一点儿都不羡慕。我宁愿在收发室打杂、到被服仓库干活，只要别让我干计算、统计以及财务、资料等业务，甚至喂猪做饭都行，只要不从事与数学有关的事情。
政治处王主任希望我们能得到锻炼。他告诉我，有一批文体器材要送到中蒙边境马鬃山，那里有个连队。我立正姿势说了一个是字，接着，风尘仆仆穿越300公里无人区，安全抵达边防连。
邓连长是新时代部队第一批“学生官”，近10年偏远艰苦生活，他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军官的人生价值。我说我要留下来写你。我写了他的事迹通讯稿，回去报审，经营团核实后，稿件在人民军队报整版发表，接着许多报刊转载。后来，邓连长荣立二等功，成为军区先进典型，破格提拔为营长。
那时起，我成了一名政治军官，除了一个小小计算器，再没其他与数学有任何干系的。夸父追不上太阳，董卓搞不过貂禅，周瑜拿孔明没办法。这些年，我玩数码学周易，后来决定进山烧柴窑。无论异想天开、还是脚踏实地，最终都是被数学拦住去路。不能不说，我的数学真的很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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