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爱瞎划拉，长大以后毛病没改反而更甚。还别说，这些年下来，也在一些小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文章，并且还结交了一些文友。有些文友还把自己精心打造的美文传递给我，谦恭地请我给“指点指点”。
说实在的，人家倒不需要咱给“指点”，但是，我得说句良心话，能主动地把文章拿给咱看，最起码是没小瞧咱，是真诚的平等的交流，也绝对不是当做范文拿来指导咱的。
我有一位文友名叫谢华，她是我们吉林省四平市人，基本上是在四平市居住。善写格律诗词，曾在《中华诗词》《长白山诗词》《四平日报》《大平原》等刊物上发表诗词作品，散文写得也挺棒。她知道我爱写散文，就常把她写好的散文传给我看，但并没说过让我给“指点指点”。
前年的时候，她传来了一篇《阳台琐忆》，我看了以后，觉得写得真挺好的，就建议她找个地方发表一下。她说：只能自己留念，或传给知音朋友看看而已，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我说：发不出去，我都为你惋惜，把那敏感的地方改动改动，我给你提供几个邮箱试试，也许撞上呢。她说：不好改，只能删，如果删，差不多得删掉一半，剩下的那一半，还有意义了吗，所以，我不想折腾了，敝帚自珍吧。
我忽然脑子一热，血涌上来，很不见外地说：我来试试，行吗？谢华爽快地说：行，行，你就改吧。
这篇文章两千多字，我先全文抄录如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手擎一杯清茶站在阳台前眺望，那些远去的往事便在眺望中一件件回放。
真的是人老了，越发喜欢怀旧，脑子里总是回映小时候住过的老屋及周边的景象。那紫色的豆角花，绿色的篱笆墙，还有那扑不尽的蓝色小蝴蝶……不禁纳闷，这些小时候的记忆沒有随着时光的远去而淡忘，反而是越来越清晰了，这大概就是一种老态吧。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我家随父亲的工作调动从公主岭迁往四平，住的是原地委家属宿舍。房子是公家的，那是一栋住着24户人家的二层楼房，我家被安置在二层楼上。那个年代，楼房很少，它在一片片平房中，显得突兀抢眼。楼房设计是每3户人家走一个楼梯，开门处是一个长长的平台。于是，从懵懂时期开始，这平台便成为我打量世界的窗口了。
楼房的左侧是一条沙石大道，右侧挨着地委大楼的院墙。与大道形成丁字路口的是一条泥土小路，小路两边是分配给各户人家的自留地，各户可以随意种植玉米，蔬菜等。冬季里家家的菜地收拾完了，小孩子就在空地上打雪仗，弹琉琉，每个孩子都常常弄得一身泥土才回家，自然是少不了挨大人的责骂，但每天仍然是乐此不疲。夏季时孩子们就常躲在自家平台上玩耍，因为平台宽敞且在阴面很凉爽。
我们平台这3户人家的孩子加起来就有10多个，所以平台总是热闹非常。邻居家的男孩常模仿电影院里的收票员往楼梯的门口一站，向我们下楼的孩子要票，当然这票就是拿一个纸片了亊。白天，我们在平台上跳格子，讲故事，晚上，我们趴在平台护栏上眺望银河，数着星星，平台自然成为我们的乐园。
无孩子玩时，我常常站在平台上望着左侧的大道发呆，道上有马车、汽车，还不时地有路人匆匆走过。他们去干什么？大道通向哪里？是大山还是小河？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疑问，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它引出了我无限的遐想……因此，这条路牵扯了我整整一个童年，顺着这条路的思绪也牵出了一段儿时的往事……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趴在平台的护栏上四处张望。一个白衣红格裙的小姑娘蹦哒着从大道拐入小路向我招手，她是我们班级的班长，考试总拿百分，名叫爱玲。看到她招呼我，我飞快地跳着下楼和她手拉手跑向她家。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她家住的是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用竹箅子编制成的篱笆墙将小楼团团围在中央，绿色的篱笆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和豆角花，一条红砖铺垫的甬路直通楼门。进门后发现地面上铺的木板，惊愕的我屏住呼吸不敢去踩。爱玲噗哧笑了，露出了两排碎玉似的洁白牙齿。她告诉我“那是地板，你可以进来”。我踮起脚小心翼翼地坐在凳子上，突然瞥见一个满头金色卷发的洋娃娃闭着眼躺在床上。我好生奇怪，不觉伸手拿起，那娃娃立刻睁开眼睛，令我十分不解。爱玲告诉我，娃娃眼睛是活动的，躺下眼睛会闭上，立起来眼睛会睁开，她有这么高级的娃娃，这让我羡慕的不得了，更让我羡慕的还有她的学习。
其实她当时不够上学的年龄，看到平常一起玩的孩子都上学了，便哭闹着要上学。大人答应她后，她立马跑向学校，一对粉色的蝴蝶结在头上飞舞，白色的围嘴很显眼的戴在脖子上。一进教室，引起了同学们的哈哈大笑，她窘极了，脸像一只红透的苹果。老师慈爱的告诉她进校门就是学生了，不要扎围嘴，她迅速脱下，头一直低到下课。
可是，谁也沒想到这个班级最小的同学考试几乎是次次夺冠。课堂上提问，她总是爱举手回答问题，放学了她无论自己是不是值日生都主动擦桌子扫地，让老师同学们刮目相看，这样她便成为我们的班长了。
小学二年级期末，班主任王老师突然生病。放学路上，爱玲叫上我和其他4位同学，说我们去老师家探望一下，她掏出来自己的零花钱5角钱，我们3个人凑上5角钱，共1元钱给老师买个面包和一包油酥豆，老师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她把东西分成4份全给我们吃了，吃得我那个幸福，直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
步入小学四年级时，国家开展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伴随而来的是学校不怎么上课了，开始频频地号召学生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做斗争，师生之间可以相互揭发。什么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我们这些小孩子根本不懂。
然而，爱玲的境遇变了。那天课间操，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游戏，不知为何，一个女同学冲着爱玲喊出她爸爸的名字，爱玲的脸立刻涨成了紫色。她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厉声喝道：“你再说一句！”那女同学连珠炮似的喊出来一串“叛党分子”，爱玲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被赶来的老师拉开了。回到教室，她伏在书桌上痛哭，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同学们都不知所措地看着她，沒有人吱声。一个男同学从开着的窗口投进一根木棒打在她的胳膊上，爱玲沒抬头，压抑着的哭声更大了。老师木然地瞅瞅她，然后清清嗓子说“上课，同学们起立”，爱玲抽泣着站起来，我看到大滴泪珠从她脸颊滑过，跌落到书桌上……
从那以后，同学们开始歧视她，有人骂她是狗崽子，我才知道，她爸爸是地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自杀了。地委书记是多大官，我不晓得，可我不敢同她玩，同学见到她也都躲着走，她上学放学变成形单影只了。
楼旁地委大院的院墙上贴滿了大字报，都是什么“炮轰，火烧”之类。我不解其意但也不敢到处疯跑，每天放学最爱做的事就是趴在平台上闲望。这样亲眼目睹过爱玲被截在路上，几个男孩子围着她殴打，她散着头发左右躲避哭着跑开，看得我十分难过。后来，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都见她紧紧地拉着她的小妹妹，她是怕她刚上学的小妹妹挨欺负。沒过多久，爱玲不来上学了，再后来，听说她家搬离了四平。
时光如驹过隙，老屋那里早已拆迁重建，世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却常常困惑：刚搬入老屋时，自己还没到上学年龄，转眼几十年如风而逝，我的时光，我的同学都去哪儿了？
还有爱玲，你现在身居何处？童年刻上的那道伤痊愈了吗？
老屋的平台，楼下的菜地以及那条大道，怎么都像云翼一样越飘越远。
收回思绪，轻轻地在阳台上踱步，每一步行走，都是我湿漉漉的思念……
2023年2月7日于北京
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所以，对那类的文章总是有一种偏爱，这也是我鼓动她拿出去发表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讲述了她的同学爱玲在那个特殊年代前后的境况，字里行间浓浓地表露出了对那个时代的迷茫和对爱玲不幸遭遇的同情。所以我肯定了这篇文章“写得真挺好的”。如果我是编辑，那么这篇文章就能入“可以发表”的围了。
文中提到，爱玲的爸爸是地委书记。这个官职可不小，难怪在作者眼里，爱玲的家居那么豪华，玩具那么高档。关于爱玲爸爸的情况，我这个与人家隔着十万八千层的草民还竟然知道一点。他叫王静坚，山东莱阳人，1958年来到四平市工作。1966年文革运动刚搞到他头上的时候，他就上吊自杀了。他是10月1日那天吊死在地委大院的厕所里的。那个时候，我正在四平给我们生产队掏大粪。我听说了那个不幸而又震惊的消息后，还特意挑着粪桶到那个厕所里瞻仰了一下。（其实，我掏粪的驻地离地委大院老远了，并且我与王书记也没有丝毫关系）
看了谢华写的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叛党分子”的子女的境遇竟然也是这么难！我推算了一下，爱玲在她爸出事的时候，也不过十岁，还是个小女孩，就受到班级同学那样无端的欺辱，谁能受得了！最后无奈地搬家。
据说王静坚这个人，并不像当下的一些贪官污吏那么招人痛恨。在他“自绝于人民”的两年前，即1964年，他曾经在四平市东郊的一个小山窝里蹲点搞过调研，与当地老百姓“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好几个月，老百姓对他的评价是“挺实在的一个人，就像电影里的老八路一样”。
带着这种感情倾向，我开始动手修改谢华的稿子。
前半部没啥可动的，重点是后半部，文章的重心也在后半部，难怪谢华说，删掉了后半部就没有意义了。不能删，只能改，但是，不管怎么改，不能把作者的“意思”改没了。我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当然理解作者的“意思”。
前半部一字没动，从爱玲带着“我”及其他几位同学看望生病的老师之后，开始动手术（不是给老师动手术，是给文章动手术），手术后的结果如下——
步入小学四年级时，学校却不怎么上课了，频频地召开学生大会，号召大家提高政治觉悟，关心国家大事，向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做斗争。但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怎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这些小孩子根本不懂。
然而，爱玲的境遇却变了。那天课间操，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游戏，不知为何，一个女同学冲着爱玲喊着“打到修正主义！”当时我听了，以为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谁知爱玲的脸立刻涨成了紫色。她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厉声喝道“你再说一句！”那个女同学连珠炮似的又喊了几声。爱玲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被赶来的老师拉开了。回到教室，她伏在书桌上痛哭，肩膀剧烈的抖动着。同学们都不知所措地看着她，沒有人吱声。这时，一个男同学从开着的窗口投进一根木棒，正好打在她的胳膊上，爱玲沒抬头，压抑着的哭声更大了。老师木然地瞅瞅她，却没有批评那个男同学，然后清清嗓子说“上课，同学们起立！”爱玲抽泣着站起来，我看到大滴泪珠从她脸颊滑过，跌落到书桌上……
从那以后，同学们都开始疏远她，歧视她，见到她都躲着走，班长也不用她当了。我很想和她在一起玩，可是不知怎地，也莫名其妙地不敢同她靠近了。她上学放学变成形单影只了。
我们住的楼旁墙外和地委大院的院墙上贴滿了大字报，密密麻麻的，因为我不认识那些潦草的毛笔字，我也不去浏览，那都是大人们的事。我每天放学最爱做的事就是趴在平台上闲望。我曾亲眼目睹过爱玲被截在路上，几个男孩子围着她殴打，她散着头发左右躲避哭着跑开，看得我十分难过。后来，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都见她紧紧地拉着她的小妹妹，她是怕她刚上学的小妹妹挨欺负。沒过多久，爱玲就不来上学了，再后来，听说她家搬离了四平。
时光如驹过隙，原地委家属宿舍那片老屋早已拆迁重建，世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却常常想起爱玲，你现在身居何处？童年刻上的那道伤痊愈了吗？后来我才听说，你爸爸是地委书记。地委书记是多大官，我不晓得，但是，你突然受欺负，是因为你爸爸出了什么事了吗？
我把改稿传给了谢华。谢华用语音回了我，其中有一个字使用了重音：“改得‘好’！”
遗憾的是，谢华一直没有使用我提供给她的邮箱。
心情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