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细得像雾。雾朦胧得分不清是雨，还是雾。
刚刚推出电瓶车，到了门外，头上脸上，就感到湿润。像是下着毛毛细雨，又像是仅仅是雾。我要赶到县城去申请加入县级作家协会，所以早上有意比平日提前一个小时起床，自己需要洗漱，还要照顾瘫痪的长兄洗漱，服药。所以我五点起床的，现在推出电瓶车，也已经七点了。邻居还很少听到有人响动。现在不比生产队时期，也不比刚刚实行生产责任时期。时下的农民，其实远不是早些年农耕运作意义上的农民了。农民几乎无田可种，也很少有人下田地耕种。上午睡得很迟，下午村巷上就是一片麻将声。生命几乎沉醉于麻将声中而得以寄托。而生活所需的货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来源。就像我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就是凭国家的低保而生存。我虽然活得没有丝毫的尊严，可我在这种绝境中想创造自身的尊严。他们无需像我一般挣扎。他们有许多渠道得以生存，而沉醉于麻将声中。
我将电瓶车推到大路上，脸上突然感觉朦胧的雾中是夹带着雨的，不知是否需要带把伞？我仰头看看天空，四处罩着雨雾，判断不出是否会下雨，而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阴到多云，估计不会有大雨。我骑上电瓶车，打开电源，就驶了出去。我要赶到镇东站候公交车。公交车到县城四十分钟左右。而县作协在哪里我并不十分清楚。早几天我打电话广电局一位朋友，他告诉我县作协没有专门脱产的干部，都是业余的。县作协的秘书长在县总工会。他说，总工会办公地就在广电旁边，电力局对面。广电局虽然我很少去，但去过好几回，有位姓马的记者是位很有出息的写手，与我也有一面之交，是个胡子拉茬的角色，写字很谨慎小心，不像我字难看，而下笔每个笔画起笔收笔都是带着尖锐的笔锋的，像是一支支即将发出的利箭。我与那位记者在一块儿聊也是无拘无束的。而我从来没有注意总工会的门牌，我心里依然觉得其中还存在变数。对于我一个双膝患严重骨质增生而变形的人来说，前方的路稍有变数，就有可能消耗常人几倍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我才起得早。
村巷上也没有我儿时村巷上的鸡鸭成群的景象了，很少会听到一声公鸡的叫声。奔跑着的小狗大多也是小年轻人的宠物狗，曾有人当着我的面嘲讽我说，他的一条狗比我的命还值钱。可见熊家庄也已经高贵起来了，这也是足以得到佐证的。
转出村巷，就进入了沥青路面的县乡道了，人家也越来越稀少。刚转过一道弯，就见一个肥胖的女人在门口做着什么活，她与我打着招呼，我回答了她一声，电瓶车就过去了。她的人影过去了，而关于她传递给我的信息，牵起的思绪又回填着我的思维空间。
她的丈夫儿时与我是同学，在学校里是个吊儿郎当的人，却又是一位霸横的角色。1972年我刚上小学还是穿着开裆裤的，又是破衣烂衫，很让同学们瞧不起，也会遭到许多同学的霸凌。清明边的一天下午，老师不在教室里，她老公守着教室门不让任何人进出。而我又急着要小便，到门边又无力将她老公拉开，后来一泡尿拉到了裤子上。我回家告诉我母亲。我母亲拉着我的手，上她老公家找她老公的娘。她老公的娘后来赔了我半笼蒸糕，那时清明节家家户户要蒸米糕，艾糍粑。而那时粮食紧缺，能赔我半笼蒸糕，就治愈我的委屈与哭泣了。后来她老公因为实在不会念书，小学还没毕业就上生产队上劳作了。而我初中毕业又一直坚持着自学，所以与她老公纯属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只是偶尔在田间地头会相遇。早些年在田间干活，总是听她老公吹嘘如何勾搭女人。她老公这一生不知勾搭过多少女人。她老公吹嘘起来还一脸地自豪。而这女人先前在田地里陪着老公劳作，后来随着出门求生的人多了，她也出门求出路，不过她出门不是做家政，而是停留在宾馆里等待男人上门的营生。后来还听说他们夫妻还闹了一段时间，准备离异，最终没有离成。
现在都已经年过花甲了，子女都已经进城。她夫妻俩早就建起了一座四层小楼房。她老公逢人就吹嘘：“你要我拿多少钱我都拿得出。钱有什么的，我家有的是！”可前几年这女人居然在村上争取到了低保。她吃上了低保丝毫也不觉得羞愧，反而极有尊严地生活着。
只要口袋里有钱，人是可以极具尊严地活着的。
思绪在尘世间的故事中穿梭，就到了镇上的公交东站。我停好车，摘了头盔，挂在把手上。拔了车钥匙，刚转到一边等着车，一旁一位保洁大爷开着保洁车，到一旁铲垃圾，一边防洪堤旁搁着四五只垃圾筒。现在每个村庄都有保洁员。不知国家就保洁这一块究竟要投入多大的资金。一边过来一个女人，是我中学的同学，她与我打着招呼，就过去了。她块头很结实，而老公开了一家汽修店，赚了不少钱。去年被判刑了。究竟判了几年，我没有打听。只是打听到，她老公勾搭了一位中学生，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而那女生居然怀孕了，这才露出了真相。我又听人说，她想以六十万元求女生家属谅解的，而女生家属就是要她老公被法律惩治一回。
我估计她老公出来了，也不一定改了“男人的小毛病”。
“天欲降大任……而动心忍性……”而天不会将中国十四亿人都降其大任也。否则谁干保洁工作啊？人这种动物，在在酒席上喝着，一会儿就要进厕所哗哗哗地流出来的，简直可以说，人这种动物在制造美妙时同时创造了垃圾。
我觉得人是宇宙之神闲得发慌开玩笑制造出来的。否则不会这般逗。
忽然我的眼角视网膜上出现了远边拐弯处公交车的影子，蓝色公交车的身影将我的思绪在与宇宙对话中拉回到了现实，我赶紧伸出拐杖示意停车。现在乘坐城乡公交车只要两枚一元币，可是又有新的烦心事，公交车满座了，就不肯停靠，而我所在的乡城东边还有一个乡镇，往往容易早早地满座而从我身边游过去，搅得我在心底骂上一句粗话，又要忍着风，等待下一趟车。由于公交便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引得许多老人喜滋滋地天天坐公交车四处游荡，中午回来到村幸福食堂还可以享受免费的午餐，却将真正需要办事的生命的座位给挤兑了。
公交车闪着右灯，还好，是要停靠的信号。
我上了公交车，投下两枚硬币，车上还比较空。我找到一个空位坐了下来，身边是个小少年，他是去县城上小学的。本来镇上有小学，可这小少年硬要到县城上小学。小少年胖胖的，手上捧着手机，书包由他爷爷提着。他爷爷每天都要送他上学，放学了还要接回来。我与这小少年同岁的年月，除了上学，还要砍柴，放牛，下生产队劳作。所以小少年与我当年相比较肌肉上少了一种力道，一种粗犷。一边的座位上也是个少年，背着书包，戴着近视眼镜。他与我还带着一丝亲戚关系。他的外公以前就是与我居住在同一老宅子里的本家。他外公长得帅帅气气的，年过七十的人还保持着年轻人的风度。不过，也是个极其好勾搭婚外的女人的男人，有一回还被别人的老公几乎打断了腿。这类故事在我小时候就遇见过许多。少年的母亲，也是我本家侄女，能说会道，几年前也闹着离婚，其原由不得而知。后来夫妻又和好了。
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给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写过信，信中就提到过中国的离婚率会趋向高频率，可惜当时的草稿没有保存下来，我思想成长的轨迹就少了有形的文字佐证了。
进入县城，我选择了一个去广电局最近的公交车站下了车，雾更浓了，雨也更稠了，以至分不清是雨，还是雾。我衣服上也很快结了一层朦胧的雨雾。我拄着拐杖，穿梭在雨雾中，朝一条小弄堂走去，那样会近了许多路。小弄堂两边的店铺还没有开门。
城里人与乡下人不同。而现在乡下人进了城也慢慢地变成城里人的作息了。我到了弄堂的另一头，就要走向大街，一个女人拦到了我前边。我一时没有认出来，是哪一位。她却问我上哪儿去？我告诉她，我上广电。她说有这么早开门了。她又热情地问我早餐吃了吗？没吃她请我吃个早餐。此刻我才认出她原来是熊某某的老婆。我哈哈大笑起来，就唤她某某老婆。说实在，她真实姓名我早就给忘了。
她见我唤她某某老婆，就沉下脸，说，她早就不是某某老婆了。我这才想起，她离婚都快十年了。她却与我诉说起前夫不要脸，到处乱搞女人，她容不下。一次又一次提出离婚，而老公一次又一次地给她下跪，一定改掉，一定改正，终于在她五十岁那年，她下了决心离了。那时她大儿子都已经到部队上了，小儿子也上大学了。一个家庭就这样散了。
她的故事特长，话特多。
我本来很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可这一天我有要事要办，而离婚的故事我又不感兴趣了，太老旧了。
最后我见缝隙插了一句，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很少相识的。因为两个生命体就是两个星球，你可以唤出另一个星球的名字，却无法真正认识它。我差一点点对她说，宇宙是与人开玩笑，造出人来的。
她见我对她的故事真的不那样感兴趣，才决定放行。
我与她告了别，她又在我后边唤道：“午餐上我家吃饭吧！”
“不用了，我还得赶回去！”我回头对她说。我发现她内心压着的烦闷还没有倾倒出来，整个人显得压抑。是啊，离了婚，一个近六十的女人，儿子又在远方。
我转身沿自己的目标走去。雨与雾，我依然分辩不清。忽然想起这个女人年轻时是个很开朗的女人，而岁月快将她打磨成“祥林嫂了”。
路过一家早餐店门口，我忽然想起我第一次进常山县城，也在路边买了三只包子作为午餐，那时我就想闻名于天地间。而我老了，却变成了连别人家一条狗也不如的贱命。这是许多人以他们的目光给我的界定。
其实我在尘世间穿梭，自少年起，就沿着自己的理想进发。而思想有时转瞬就有一个新的发现，这种发现就是我的成长。在风霜雨雪中成长起一个新的自我。
我拄着拐杖，继续沿着我的方向往前走去。但我知道一切都存在变数。
街道上的行人我没有一个认识的，我就无法知道他们的故事。而就是我熟悉的人，我也仅仅是听过她与他的故事。
我到广电周边，却没有找到县总工会。问了几个路人，有个人才告诉我是在另一条路上。
我只好转身向另一条路上走去。
但我心里并没有埋怨与压抑。
偶尔会有个别路人惊奇地盯着我看。这是我在人群中常常遇上的事。
有一回有个路人对他同伴说，这人的气质，不像我们小县城里的人，像是从云端上下来的，神采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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