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南河屯的天空落着一场雨。二姐浑身淋得精湿，麻花辫子发梢还往下淌水，蓝格子对襟小褂也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她丰满的胸脯，二姐闪进我家后门，一个响雷，轰隆隆追了过来，在我家房后的土坎上炸裂，我捂住耳朵，闭上眼，我最怕打雷。
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儿，急忙下地从衣杆上拽来一条干净的白毛巾，递给二姐，又翻箱倒柜找出一套衣裳，让二姐在里间换上。
父亲到生产队开会去了，父亲那时候当个小队长，南河屯大也不大，小也不小，拢共四十多户人家，除了大队刘贵书记，乡兽医站工作的张都德，还有我那个小学民办教师的大舅林长春，其它人家和我们一样，穷得生疼。越穷越开会，大大小小的会议，像我身上的虱子，怎么捉，也捉不完。不开会就没有生产队味道似的，父亲也乐此不彼，以前开生产队群众会议，我好奇，总跟着去。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去开会，多多少少能蹭到管生产队粮库的三舅，三舅林生会趁人不注意，偷偷摸摸捏一根红薯，或者一把花生给我。这算假公济私吗？我不懂这个词儿，反正，我饿，我与小我三岁的弟弟都饿，像一头眼睛发着绿光的苍狼，到处寻找可以吃得东西。后来，我不怎么随父亲去队里开会了，这是有原因的。有一次，秋后吗。一群男女劳动力，挥舞着镰刀在几十亩，上百亩的稻田收割稻子，干到很晚也没回家，月亮挂在树梢上，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肩膀扛着一片结实的月光，回来了。母亲从锅里，端出疙瘩汤，玉米面饼子，一碗辣椒焖子，父亲坐在厨房的月影下，噼里啪啦吃完，抹了抹嘴，就又出去了。父亲说，晚上那么一大片稻子放在紧挨着稻田的玉米地里，不放心，怕招来贼。那会子，日子过得穷巴巴的，吃不上饭的人家不在少数。说是贼，其实就是饿急眼的平头百姓，南河屯的人少有三只手的，隔着一条南河，河的北岸，北屯就有三只手，我们当地人管小偷小摸的人叫:三只手。
父亲出去的时候，母亲一眼瞅到父亲的烟盒包扔在炕头上，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烟民，一天不抽上几袋烟，那是没滋没味了。母亲说，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把烟盒包送给你爸。我揉了揉迷迷瞪瞪的眼球，不情愿的噢了声，我是觉迷，一到黑天下晚，就摸不着炕头，南河屯的人给我起绰号:张迷糊。母亲说，快走几步，明个给你买塔糖吃，我乐了，塔糖甜兮兮的，虽然没有水果糖，虾糖好吃，也比没有糖吃强，我屁颠屁颠尾随在母亲身后，来到南河屯那片稻田堤坝上，皎洁的月色，铺了一地，像撒了一地的霜。母亲知道父亲在哪。
玉米收获到家后玉米秸秆在没干透之前，捆扎好竖在玉米地当央，容天上的日头慢慢晾干，我们称堆成小山包样的玉米秸秆:玉米剁，一座一座玉米剁，在圆润的月亮底，沉默的站着。像一个一个孤岛。对，白天割下来的稻棵，被劳力们平摊在玉米地垄间，一排一排，形成一块一块金灿灿，黄澄澄的地毯。有蛐蛐的叫声，高高低低，韵调不一致，却很和谐。这些天才的音乐家，在九月下旬的南河屯，格外忙碌。不仅是夜里唱个不停，白昼也唱，只是白昼唱得声音微弱，大概是在困觉。开始发黄枯萎的芨芨草，沾满夜露，我的布鞋脚背都湿了，裤脚也沾着泥巴。上哪找父亲？偌大的一片稻场，沉默的玉米秸秆剁，母亲说，跟我走就是。我紧紧跟在母亲身后，不敢往后望，一不小心差点被玉米茬子绊倒，我妈呀一声，母亲停下来，提醒我，小点声！走路看着点。前怕狼后怕虎的，叫你别吃猪尾巴你不听。
我委屈，我害怕跟吃猪尾巴有什么关系？
对，母亲在稻场中间的一座玉米秸秆剁，驻足，我们听到玉米秸秆剁传来男女的说话声，哥，俺想要一件的确良衬衫，蓝色筒裤，俺看刘贵书记家的大丫穿得真好看。
妹儿，后天是乡里集市，去买吧，你穿啥都好看，哥稀罕。
我往玉米秸秆剁凑了凑，母亲吓坏了，一把抱住我，在乡下，遇到男女搞破鞋，最不吉利，晦气，会破财的。母亲像夹一只小死鸡，把我夹在咯吱窝下，朝回走。
谁？玉米秸秆剁里传出吆喝声，母亲三步并作两步，夹着我躲在另一座玉米秸秆垛下，四周突然安静，只有风，一缕一缕吹来，吹玉米剁扬在外面的叶子，沙拉拉，沙拉拉。
那对男女出了玉米秸秆垛，绕着稻场转了好久，我被一泡尿憋得，实在憋不住，尿裤子了。
我亲耳听到这两个人，站在我和母亲呆得玉米秸秆剁前，不走，听声儿。我能听到自己的一颗心脏，砰砰砰，要跳出胸口。母亲的心跳也是，咚咚咚，咚咚咚。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躲着他们，明明做坏事的是对方。
脚步声慢慢走远，四周一片寂静，母亲小心翼翼掀开一捆玉米秸秆，月光如水，清冷且薄凉。我急切的想知道那两个人是谁？出了玉米秸秆剁，我问母亲，他们是谁？母亲说，小孩子不许打听这些，也不该知道。回家！我说，烟盒包还没送给我爸啊？母亲说，不送了，快回家睡觉。
母女俩沿着原路，悄悄往回走。稻场十分宁谧，一地月色，蛐蛐不再那么唱了，或者是累了。
到了家门口，二姐家的黑狗，汪汪了几声。二姐家的狗认识我们，风比先前更猛了些。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抱着身子，才想起尿湿的裤子，裤裆湿漉漉的，母亲轻轻抬开门，闪身进了屋，我紧随其后，母亲没掌灯，摸黑上了炕，弟弟早就睡了，鼾声均匀，睡得很踏实。房间里暖和，我脱了裤子，一股尿骚味扑了过来，父亲没有回家，我不敢再问母亲，那两个人是何许人也。太困了，不一阵儿就进入梦乡。
二姐换好衣裳，眼泪叭嚓，母亲也顾不得我在身边，安慰二姐，事情已经发生了，往宽处想。二姐趴在母亲肩膀，哭得一抖一抖的，我不清楚二姐发生了什么事，母亲不说给我听，我只知道二姐和乡供销社的赵经理挺好，就是男女处对象那种。赵经理大二姐十六岁，丧偶，还有一儿一女，儿子成家了，女儿读中学。大爷大娘不同意他俩处对象，大十六岁，嫁过去给人家做后妈，不好处。大爷大娘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两人在一起，困难没有办法多，二姐在生产队干活，赵经理的家在北屯，南河屯和北屯隔着一条河，不远，大爷看不住二姐这个大活人。趁着上厕所的机会也能跑出去找赵经理约会，二姐为什么哭哭啼啼，在母亲面前？
母亲不肯说，雷声像一列绿皮火车从房顶碾过，二姐稍微平静了一些，母亲拉她在炕头坐下，雨帘厚厚的，像一道瀑布飞流直下。我抓了一把杏核玩元角分的游戏，耳朵却竖着听二姐和母亲的对话，原来啊，赵经理将二姐睡了，睡了之后，肚子大了，找赵经理安置此事，赵经理执意让二姐打掉孩子，说他已经有俩孩子，不想再增加负担。二姐如果不答应，就分道扬镳。那时候，乡村的人非常保守，思想守旧，二姐和赵经理还没结婚，就睡在一块儿，本身是大逆不道的事儿，加上二姐还恬不知耻怀了赵的孩子，无疑是雪上加霜。你想，一个黄花大闺女，未婚先孕，出门抬不起头不是？赵经理压根不想娶二姐过门，给了一笔钱，让二姐去医院做了人流手术。大爷大娘活不起了，出门恨不得把裤子套在头上，没有脸见人。一天到晚骂二姐没个好嘚瑟，瞎了眼珠子，喜欢一个人渣。二姐寻死觅活的，大娘心软了，怕二姐想不开，咕嘟药儿。大娘叹口气，劝大爷，算了，总不能逼死闺女。大爷将烟袋锅磕在炕沿上，抖落一片明明灭灭的火星儿。起身，背着手出了屋子，二姐望一眼大爷，眼泪又哗哗淌。
后来，二姐嫁给一个死老婆的男人，就是赵经理豁豁完她的第三个月，北方的冬天了，雪花飘飘，二姐穿着一身红色的呢子衣裳，秀发盘在头顶，两鬓插着两朵粉红色的绢花。二姐的脸上没有微笑，也看不出忧伤，整个人木木呆呆的。二姐和母亲好，她出嫁一定喊上母亲，母亲又把我带上。男人穿着一身蓝色西服，赶着一辆马车来接亲的。男人的脸黢黑黢黑，像黑锅底一样黑。一笑露出白森森的牙。对人毕恭毕敬的，他给二姐来了一个公主抱，抱上马车的。车中间铺着一床新红绸褥子，二姐怀里抱着一只红铜盆，盆里装着一对蒸好的鱼，鱼身上涂着红绿彩，很好看。一对鱼被一根金丝线紧紧的捆扎在一起。大爷没去送亲，大娘去了。大姐也从三十里铺赶回来送二姐一程。
那天的天气还可以，不太冷。母亲紧挨着二姐坐着，马车走了很久很久，山路十八弯，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终于在一个村子放慢速度，远远的听到迎亲的曲子，空气中弥漫着饭香的香味儿。
新郎官眉眼都是笑儿，对他来说丧偶娶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老婆，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大娘趴在二姐耳朵边，叮嘱她，过了门，别任性，对待男人的一个六岁儿子要好点，不要被人说闲话。二姐木木的点点头，又摇摇头。
二姐的婆家，四间草房子，矮趴趴的，像一条七八岁的老狗蹲在地上，二姐的婆婆公公，喜笑颜开的站在门口迎接新娘和娘家人。
我不记得其他了，那天中午我唯一的深刻记忆是一个字:吃。
我平生第一次吃到烧鸡，鱼丸子，福寿膏，第一次喝到大瓶装的汽酒，敞亮的吃了两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兜里揣着一大把红喜堂，还有我做为女方家的童女，男方包了一个十元钱的大红包给我。那年月，七十年代末，十元钱不是小数目。我高兴啊！在二姐的新家，屋里屋外跑啊，蹦跳啊，散席后，娘家人要回去了，准姐夫找他堂哥赶马车把我们送回南河屯。
多年以后，我开车回老家探望父母，偶遇二姐也回来小住，两个人在大街上聊上一会儿，知道二姐过得并不快乐，儿子都三十好几了，智商只在十来岁，没读书，就一直在家。二姐和一帮人做家政，红白喜事上一条龙服务。二姐夫出国劳务，好几年了。
我俩都不好提以前的事儿，毕竟，那是二姐的一个阴影。前几天母亲住院复查，在医院里陪母亲闲谈，说到二姐，母亲才说出那个明月高悬的晚上，稻场里玉米秸秆剁里的两个人究竟是谁？
母亲说，二姐这一生坎坎坷坷，命运多舛，主要原因还是怨她自己，看错了人，爱错了人。
母亲说，二姐这样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假设那晚母亲出来制止，谈不上棒打鸳鸯，至少二姐可以完璧无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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