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依先来后到，是过完年接踵而至的第一个大节。人家基本都是滚元宵，闹元宵，可我却有一次“趴”元宵的经历。
碾砣压碾盘——实打实，五十多年前，那年“趴”元宵，距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却始终难忘。每年正月十五这天，糯糯的元宵，浓浓的亲情，暖暖的爱意，却总能勾起那难以忘怀的“趴” 元宵。
正月十五的前一个晚上，很传统的老妈又露了一手。她把胡萝卜断头切尾，选中间粗细最匀称的一截儿，把胡萝卜芯儿掏空 ，底下留一个底儿。再往里灌上一点儿豆油，把一根顶端裹了棉花球，蘸了油的洋火棍儿插在正中间，一点火，跟蜡烛似的，亮了。
老妈管这种胡萝卜灯叫“看场佬”，说山东家过正月十五，好多人家都做这样的灯。手巧的还能刻出个胖小子、胖闺女怀里抱着灯。
“看场佬，看场佬，看场守院是个宝。偷不去，丢不了，护着日子过得好。”
老妈嘴里一边念叨着，一边把精心刻制的一个个“看场佬”摆放在厨房的锅台后边，门外的窗台上，还有小院儿里夏天摆花盆儿的空架子上。
原本这样的热闹肯定少不了我，可偏偏我是心强命不随，那个元宵节，我却老老实实趴在炕上下不了地了，我负伤了，左脚后面鼓起了一个比半个鸡蛋还大一圈儿的水泡，包住了整个脚后跟。
话还得从初五那天说起。老爸系统辖属的舢板船社，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松花江边开了一个沙场。每年冬天都利用大江封冻，沙滩裸露的时候采沙。也可能是给职工家庭谋的一项福利吧，家属自愿报名，刨一立方米沙子，船社给四毛钱工钱。
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穷啊，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百业待兴。家家户户都没缓过劲儿，人们脸上还都泛着缺粮少肉的菜色。
这个好机会可不能错过。后来的样板戏《红灯记》有句台词提炼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真就是这个样儿，小小年龄就感受到了父母过紧日子的不易。要是能自己挣学杂费，正好可以为家里减轻一点儿负担。
老爸老妈却不同意，理由是我刚蹿个头儿，正长身体，伤了力影响发育，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再说天寒地冻，万一冻出个好歹，生了冻疮，一到冬天就容易犯。我那个时候是初出茅庐不怕虎，啥事儿都是跃跃欲试。不服输的年龄，架不住我一个劲儿地磨，不住嘴地囔叽：“我刨不了多，还刨不了少？”末了，老爸老妈还是妥协了同意了。
真是“钱难挣，屎难吃。”上了江心沙滩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理解了老妈叨叨的这句话的含义了。
站在松花江江心的沙洲上，西北风呼呼地刮，就像小刀子的刀尖儿一样，刮着脖子扎着脸，疼得真是叫人受不了。那个时候的江南，除了1958年，纪念头一年战胜大洪水落成的防洪胜利纪念塔以外，哪有现在这么多的大高楼。江北呢，更是荒野一片。无遮无挡，嘶吼狂虐的西北风可是得着了机会，一溜边关，一路狂飙，一丁点儿也没糟践，全都恣意宣泄到我们身上。就是一门心思地要把敢于挑战它权威的人们撵跑。
领工的师傅给我们划定了一个区域，又给每个人指定了一个独立的掌子面儿。接下来，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你自己干了。
可能谁都会想，沙子天性松散，刨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吧，可一镐头下去，就知道大错特错了。万没想到只刨下来巴掌大的一小片儿，又抡了几镐头，有的只留下了一个白点儿，更甭说震得两手虎口生疼了。
经历了，也就明白了。夏秋两季，江水最旺，整个沙滩都泡在水里，沙粒与沙粒之间的含水量达到了饱和。秋末冬初，江水虽然退下去了，但浸泡着沙滩的余水和已黏在一起的细砂，一遇骤然而至的西北风，就像灌入了胶水儿，迅即就冻成了浑然一体的硬坨。
一镐一镐地刨，一锹一锹地撮，再按照要求把刨出来的沙子在自己身后堆成一座梯形形状的沙岭，以便于检尺员检尺，好计算完成的工作量。
汗出了一身又一身，北风吹凉了一次又一次，肚子也抗议了一回又一回，终于熬到了午休吃饭的时候了，自己的胳膊却也酸地抬不起来了。
江坝上的舢板船社给我们这些“苦力”准备了一个屋子，我把上午签到时放在大水壶顶上热着的，装着苞米面儿大饼子，和蒸的萝卜条咸菜的饭盒拿下来。
真是饥了糠似蜜，饱了蜜不甜。那顿午饭吃得那个香啊，几口下去，就把咕咕叫的肚子打点消停了，精气神儿又觉得上来了。
一开始那两天，我干的真是不顺手，戴着棉手闷子握镐把，总感觉攥不紧，使不上劲儿。再加上打小也没抡过镐头，命中率过低，一天下来，刨出来的沙子只有两三立方米。直到三四天以后，才顺过来这股劲儿。检尺员一量，说有四个立方了，我高兴极了！心里暗暗又鼓了把劲儿，趁着寒假一定要把下个学期的学杂费挣出来，也理直气壮地自食其力一回，在父母面前宣示自己已经长大了！
活儿，渐入佳境，可偏偏天不遂人愿，我的脚却找上了麻烦。干了刚一周，就觉得左脚后跟发热发痒，一天没遍数地折腾，就想能脱下鞋好好挠一挠，挠个够，挠个痛快才舒服。睡觉前，我烧了一壶热水，心想好好泡一泡，兴许睡一觉明天早上就能好。
没想到，这一泡反倒更糟了！第二天起来，一个鼓囊囊的大水泡隆起来了，比半个鸡蛋还要大，正正好好，严严实实裹住了整个脚后跟。我试着下地走走，可一迈步，脚跟不小心一着地，就疼得跟针扎一样。
老爸看我成了这副样子，也有点儿急了。老妈则低头拿起了我的鞋。
记不清是二哥还是三哥穿过的，那双老妈自己千针万线纳鞋底，缝鞋帮，打乌眼儿，配鞋带儿，做的黑条绒帮的旧棉鞋。
她把手伸进鞋里摸了摸：“你这个熊孩子，真是个贼皮子，咋不吱一声，这鞋后跟里面都磨破了，一点儿棉花都没有了，就剩下鞋面儿一层布了，能不冻脚吗！”
中午，老爸特意赶回家，拿回来一把干枯的茄子秧，不知他是从哪淘腾来的，说是用干茄子秧泡水洗脚，能治冻疮。
我泡水洗了脚，包没见回缩，鼓得却更大更圆了。问了别人才知道，冻疮初起时，这个土方好使，可包已经鼓出来了，它也就无能为力了。还说，等过几天，也许能自己吸收。
还要过几天？可到底哪一天才能吸收，不吸收我就得这样老老实实地趴着？还不敢平躺，一平躺，脚后跟的大包就磕在了炕上，疼得钻心。
干脆，长痛不如短痛！我打定主意，翻抽屉找出了一团儿白纱布，趁家里人不注意，自己把脚硬扳着别过来，左手捏着大包的外表皮，右手下去就是一剪子，把大包铰了一个三角口。吱地一下，一股黄水儿跟着就冒了出来。然后我又自己别别扭扭地用纱布包了包，又趴下等着它自行痊愈了。
老妈回来边煮着元宵，边数落，“你爸都说了，明天请假用自行车推你上医院，可你却偷着自己弄，胆儿也太肥了，就不怕发炎烂了脚后跟！”
“妈，我不怕呀，你不是说我长得是贼皮子吗？”
老妈斜瞪了我一眼。分吃元宵的时候，一人给俩，可我的碗里却多了一个。
“妈，你分错了吧！”我说道。
“吃你的吧！粘面子元宵也堵不上你的嘴，负了伤，你是咱家的功臣，赏你的！”
刨沙子的活儿，自然也因“包”而止，无果而终了。
现在想起来，那年十五“趴”元宵，那个节过得还真是别具有一番滋味儿。脚上的包虽然痛，但那五仁儿馅儿的笸箩滚元宵，却甜到了心里，有老爸老妈陪着，真好。那浓浓的亲情，汩汩流淌的爱意，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023年2月再改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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