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发了加班费，就给你买。”爸爸撂下这句话，转身走向距离家仅五十米的单位大门。拎着小耙子，蹲在工业废料垫起的水坑边边上的我，眼巴巴地瞅着爸爸高大的身影，被大院门快速藏起来。
“哼，肯定又是骗我。这话都说了多少年？怎么想要一辆自行车，就这么难？”小嘴巴嘟嘟囔囔的，一点也不影响我麻利地耙着已经被大人们扫荡过很多次的废料，偶尔出现一小块黑色的铁，就会很快将爸爸空许诺的失望打消，还是这实打实的收获，才是最真实的呀！
这是暑假里的晌午，一向不喜欢睡觉的我，常在饭后跑到这里，像小鸡一样刨“食”，攒得多了，遇到收废品的老大爷，可以卖上一两毛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呢，红豆冰棍五分钱一根，豆沙面包一毛钱一个，若能吃上，真的就像过年一样开心好久。有时卖的超过五毛钱了，娘会收去一部分，剩下一点点让我自由支配，就是如此，也抵挡不住我每天中午像被烤的小鸡仔一样，仿佛吃了秤砣一样，一心不改地捡拾着。这似乎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过来农民基因的极致呈现，只要有土地，管它是长出玉米还是棉花，只要能换钱的，就是好庄稼。碎得像豆子一样的边角料，承载了把种子播种到我的贫穷里，可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全程美好愿望。
这是一个我们还不太熟悉的城市，记得两年前来到这里前，我们这些小毛孩，一边是对一直生活的农场的留恋，一边是对新城市新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来不及多想什么，就匆匆地离开了生在那儿，长在那儿的农场。爸爸的新单位坐落在城市边缘，封闭的大院外，是一排排的平房，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坑塘。我家临时借住的房子是一座三层的毛坯楼房。房子里只连接了电，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建造时上料的大缺口。我们这些刚来还没有分到住房的，就需要在这里过度一下。从农场的小院，搬到向往太久的楼房，这种现实中的落差，更多的，体现在爸爸和娘的谎言中。
“娘，咱们还回农场吗？秋天到了，苹果要熟了，爸爸啥时候带我们去摘呀？”“爸爸，别的小朋友都有那种小自行车，你啥时候给我买呀！”“娘，为啥咱楼上没有水呀？洗衣服还要去楼下呀？”“爸爸，咱家的鸡，为啥养在楼道里，为啥下的蛋是软的呀？”
“回农场，早晚能回去，不是你们想来这里的时候啦！”娘这样说了好几次，可秋天过了，春天又来了，也没有回过农场一次。“等爸爸发了加班费就买，你再考几次试，时间就差不多了。”可我连续考了好几个一百分，也没看到爸爸发加班费。至于其他问题，娘总敷衍我们，譬如说将来会有的，以后会好的，诸如此类的，问的多了，他们答的多了，我们也皮条了，各自凭借一己之力，逐渐有了自己的欢乐场。
捡拾废品的水坑，是一个连一个的，水坑间的小路旁，长着一种肉头头的野菜。上学时原本可以顺着小路直达，却偏偏绕道水坑边，一根一根地揪，装到书包里，放学回家，再一股脑倒到鸡窝里。那几只从农场带过来的母鸡，会好一阵“咯咯咯”，“这样，鸡蛋的壳不会再软了吧？”娘也不会再愁得总皱着眉头了吧！
秋天的苹果摘不到，但秋天里，水坑旁的芦苇棒棒很好玩呢！够一根，撸秃了，棕色的毛絮絮铺在小路上，我们这几个外来户，也终于融入到当地小伙伴的群体中。这也无形中转化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坏印象，总算，我们并不仅仅会说了这里的方言，还逐渐忘记了农场的苹果树，家里小院的苹果窖。也逐渐的，忘了爸爸有了加班费，就可以有的自行车，小裙子，课外书，方口鞋。
小升初考试前夕，我们搬到了爸爸单位第一栋完工的家属楼，离开了住了两年多的暂住地。其实后来想想，那个房子挺好的，两间像教室一样大的房子，家具可以随意摆设，虽然没有水，也没有暖气，但透过窗子，就可以看到连片的水塘，水鸟不时低飞而过，甚至可以看到漂亮的羽毛，常有人钓上像蛇一样的黄鳝，捞出大到像抱娃娃一样的鱼。下雨时，一片雨烟缭绕，那个啥都不懂的我，就趴在窗口看，脑子里盘算着，遇水就爬出来的蚯蚓，一定要多抓几根，给母鸡改善伙食，让它乖乖下蛋。
新家的环境提升了，我也升级成初中生。如何去学校成了新难题，我又不停地问娘，娘也总说着同样的话。终于在某一天的傍晚，爸爸和娘一起推回来一辆自行车。原来的颜色大约是绿色，现在则被锈色挤占了。娘让我骑骑试试，我撅着小嘴巴，不情愿地上去蹬了几下，忙跳下来说不会骑，生怕说得晚了，这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真的会属于我。这就好像当年对这个城市的初印象一样，坏到不能再坏了。
怎么爸爸攒了这么多年的加班费，就买了这么一辆自行车呢？我这样想，却不敢问，蔫溜溜地回了家。爸爸和娘又过了很久才回来，一进门，爸爸就系上围裙去做饭，娘则跟我说，我找了绿化工的活，和你上学同路，你不会骑，我就带着你上学吧。
这句话说起来并不难，娘也真没有忽悠我，两年里，她真是风雨无阻。娘身高不到一米六，自行车是28大铁驴，娘不仅要带着同样身高的我，车把上还挂着买的菜。记忆中，还真的没有摔倒过。到现在说起来，娘还很自豪，说那个时候年轻，能稳当当地接送我两年。直到初三，结婚的姐姐淘汰了一辆28轻便自行车，姐姐看着我练习了半天，娘这个护送任务就终结了，爸爸那个加班费的许诺，也终于没有再提过了。
到我也当了妈妈后，娘曾跟我说过这件事。家里只有爸爸一个人挣死工资，需要赡养奶奶，贴补姥姥姥爷，我们一家六口的用度，那些工资根本入不敷出。到月底俩人常翻好久的口袋，可再精打细算的日子里，甚至连个钢镚也找不到。爸爸的加班费是真实存在的，不定期地发，好不容易发一次，就立马贴补到破得像烂渔网一样的日子里，哪里还顾得上买自行车。那次买到的自行车花掉了爸爸一半的加班费，看到我不满意，他俩又紧忙回到二手车市场，跟人家说了许久的好话，人家才答应退钱。
这种孩子想要，父母却给不起的现状，就像他们还在农村时，明明知道要打猪草，却在地里忙着抢收庄稼顾不上的无奈。他们只能无底线地消耗自己，就如同夜里娘拆手套，织毛衣，我们都不知道她几点睡，但到我们醒了，饭菜早早就摆到桌子上，娘嘟囔着催促我们快点，快点，上学要迟到了。
在我儿子四五岁时，我买了现在的房子，沉重的房贷压在我们的身上，但儿子小，他并不懂得。每次去接他，看到幼儿园门口的吃的，他想要，玩的，他也想要。无奈，在带他回家的路上，我和他说了我的收入和家里支出的现状，收入是死工资，支出五花八门，房贷，借款，保育费，生活费，医药费等等。他显然是不会计算的，但他记住了家里除了必须的支出外，真的所剩无几。打那之后，他再也不说要这要那，看着儿子过早的懂事，我真的后知后觉地懂得了父母当年谎言背后的心酸。
前不久跟儿子又说起这件事，“你肯定不记得了。”我的话，却得出儿子“我真还记得”的答复。“其实，当年妈妈也是动了心眼的，我只给你算了妈妈的收入，没有算爸爸的，而实际上，即便是加上爸爸的收入，我们依然口袋空空，到月底去银行，甚至要把十位数的钱都取出来，确实没有能力去随意自由支配。”
“其实，这对我影响挺深的，想要的不能要，逐渐变成不太想要，你看，到现在都是你要求帮我买衣服，我自己很少要，关于什么品牌呀，时尚呀，我只要舒服就行。我感觉这样挺好的，你们辛苦家养，我还没有挣钱，起码不能败家，也要有自己的态度。”儿子一番话，说得很中肯，和听到娘说起爸爸的加班费时的感觉一样样的。
爸爸工作的大院，也成了我的工作地，不知觉，我也有了25年的工龄，我知晓爸爸能挣得加班费里的不容易，也知道爸爸所承担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但他从来不跟我们说，总是闷头在厨房，用娘买回来的极其有限的食材，尽量做出我们爱吃的三餐。
爸爸去世的那年，我俩的工资基本上持平，他说，你们的工资会越来越多的，我可没机会享受了。我则说，等你好一些了，我们开着车回老家看看，你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这次，爸爸没有说谎，而我的谎言，是否减轻了爸爸的病痛，我也永远不会知道。只是在时光流转到此刻，我真的想回到那个烈日下的午后，我捡拾废品，看着还那样年轻的爸爸，大步走远。我肯定会追上去，用我的小脏手抓住爸爸的衣衫，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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