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没见过姥姥，我妈说她十岁就没了亲娘。但我后来有了姨姥，我姥姥的亲妹子。这多少弥补了一些我的缺憾。我和姨姥在一起住了好多年，我没结婚前一直和她一起睡。她有个藏东西的大砂锅，暗灰色的，很粗糙。一大一小两个，我上班了，她会赶在我放学的档口把一根冰棍搁小砂锅里，上面扣上大砂锅。别人发现不了，我一进屋她就挪蹭着小脚下地揭开锅，把冰棍递给我。她说大丫头挣钱了累得慌，吃了凉快凉快吧。我们姐弟三人，姨姥对我最好。姨姥在的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正是最好的样子。姨姥常说大丫头水葱一样的俊啊，她最爱给我梳头，我不让她抹她的梳头水。她的梳头水是杏树胶泡水做成的，沾一下篦一下头，看起来特别光亮。姨姥给我梳完头，我妈说像牛犊子舔的。我脸大奔楼高，她使劲儿用篦子梳，更显得一张大脸盘子了。记忆里有许多个冬夜，我让姨姥给我讲故事，我要求她必须讲她自己经历的事。她就讲她结婚的事，她说她是大媳妇儿，她比她女婿大六岁。她十六结婚她女婿才十岁，我的小姨姥爷。十岁的男孩正淘气呢，结婚当天，他还在当街玩儿得疯。别人逗他说你敢把你媳妇儿的裹脚布拿出来不？第二天我姨姥还没起来炕呢，我的小姨姥爷就拎着长长的裹脚布到当街上去了。把我姨姥羞臊得好多天不敢出门。
小姨姥爷长大成人以后，是个花心人。那时候日本宪兵队长住在我姨姥她们村，村里有个小媳妇儿可俊了，脸盘好腰条好，眼睛好会唱曲儿，和宪兵队长好。小姨姥爷偏偏也稀罕那个小媳妇儿，世间无巧不成书，我姨姥爷和宪兵队长遇到一起了，宪兵队长很绅士后退一步出去了。第二天宪兵队长派人叫我姨姥爷过去说有事，一队人马往野山坡子上走。到了一棵百年老梨树下，我姨姥爷看见树下有一个现成的长条坑，心想坏了今个这是活到头了。就这样我姨姥爷被宪兵队长给活埋了，要说日本人还挺义气，逢年过节给我姨姥送米面肉。日子得过下去，人得活下去。我姨姥带着还不懂事的小儿子改嫁了，他老头姓董，董家沟人。为了我姨姥，做了上门女婿。这两位姨姥爷我都没见过，没有什么亲疏远近之分。我姨姥讲故事的时候把这个姨姥爷叫老董头，她说老董头对她可好了，说话办事没挑头。乡下人置办个米面粮油针头线脑都靠赶集来解决，逢集市老董头就问我姨姥说当家的你想吃啥呀。再问那小儿子说小子你想吃啥呀。
老董头背着荆条筐赶集去了，家里这一大一小就巴巴地等着他回。那年头赶路靠脚，日头偏了西老董头才回。油炸糕两块，袜子头巾梳头油，杂七杂八不老少东西。我姨姥就乐滋滋地嗔骂他你个败家的玩意，不打好日子过了。骂着也不忘拿了油炸糕递给儿子一块自个一块，吃得嘴巴油汪汪。我姨姥讲故事慢，也不像说给旁人听的事，她像是拎起来陈年旧事一汪子，一点点倒腾捋顺。她和老董头省吃俭用给儿子娶了媳妇，这一年他儿子才十八那媳妇儿刚满十六。我姨姥说他儿子媳妇可好了，水胶摽胶较上劲儿了。都有那黏黏糊糊的少年时，只是很短。也是命运多舛，我姨姥那儿子和国民党兵南下去了台湾。老董头和我姨姥带着不满二十的媳妇儿不足周岁的孙子过日子，那年月人走了你哭不回喊不回，只有死等。媳妇儿很快就犯了相思病，丢下幼子上了黄泉路。姨姥说儿媳妇人瘦得皮包了骨头，光剩下嘴唇子红得滴流血。可怜我姨姥眼珠子没了，剩个眼圈子在眼前要吃要喝。
我妈说我姨姥和我姥姥长得像，我就把对姥姥的心思都放在姨姥那儿了。姨姥特别惯着我，她没有闺女，一个儿子还生死未卜，她心里是落空的，巴巴的不知扶个啥靠个啥。我让姨姥讲故事的时候，姨姥一半是讲给我听，一半是讲给自个听。那个摸爬滚打着也没对抗过命运的要强女人，在晚年败下阵营变得软软塌塌提不起个来。
我姨姥说老董头是她命里的贵人，没儿没女的人把一辈子都搭给她了。我姨姥的孙子叫振生，真真是一个有爹生没娘教的主。把这奶奶折腾得要星星不给月亮，让打狗不敢撵鸡，小小娃儿说一不二。姨姥家细长的南北通透的院子，老两口他喊振生回家了她喊振生吃饭了。等到振生长大成人，老两口又到处求人拜佛地给他说媳妇。孙媳妇儿进门了，老董头也撇下我姨姥走了。村里人指指点点说我姨姥命硬妨人，那孙媳妇说啥也不和我姨姥一起过。一溜正房三间给了小两口住，靠门口西南角压了一间半下房，说是房其实就是棚子有个水泥顶，仓房柴草间的统称吧。
搬进小仓房里的姨姥像失去了所有依托的一个物件，显得孤零零没着没落。我妈去赶集遇见姨姥村里的人，遮遮掩掩的几句话让这个外甥女的心提起来了。转道去看她的二姨，娘俩抱着落下泪来。孙媳妇不管三七二十一，说谁看不过眼谁带自个家养着去没人拦着。十冬腊月乡下水井滑不留足，我姨姥拎着小铁皮罐去井沿提水。村里人看不下去了，过来找我妈说你家缺你二姨那口粥啊。那年头都穷，我妈问我爸接二姨不，我爸安上排子车就去接来了。
末了两边大队书记出面写了字据，我姨姥的两节陪嫁板柜归我妈所有，那孙媳妇又给了七百斤苞米，一桩家庭纠纷这么了结了。至此，我姨姥就跟着我妈了，我晚上睡觉就跟着姨姥了。很多个夜晚，我迷迷糊糊睡着了，隐约能听见姨姥长叹一声念叨着小振生啊你真可了以啊。我姨姥弥补了我打小没见过姥姥的遗憾，我喊姨姥的声音比旁人高比旁人脆。从姨姥带着七百斤苞米两节板柜来我家，直到死也没再回过孙子孙媳妇跟前半回。
某天我放学回家，看见我妈给我姨姥洗脚。长长地裹脚布也洗了搭在院子晾衣竿上，姨姥看起来恹恹地没精神。我妈说姨姥怕是没多少日子了，姨姥的脚光显得一对脚后跟了，那经年不见阳光的脚趾头零零散散地弯曲在脚掌底下。姨姥没有我们村户口，村里不允许埋骨起坟。姨姥的骨灰我爸妈做主埋在了我家院子里那棵看杏树下了，我到没有发现杏树越发花繁果盛，我们家也从没和外人透露过这事。
1988年姨姥的儿子从台湾回来，直奔老家老宅想找老妈。那孙媳妇编了一个孝子贤孙的好故事给人听，那个从台湾宜兰回来的儿子眼含滴泪地返台了。后来我妈听说振生一家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人手一套，在村里可扬蹦了，我妈气得直骂人。1991年我辗转找到了表舅舅在台湾的地址，将他娘晚年凄凉境地诉诸笔端。姨姥最后的几年我妈付出的点点滴滴毫无遗漏地说给了她的儿子，我妈坐在杏树地下放声大哭，叫了一声二姨啊。第二年杏树枯萎，三五枝大杈子被锯掉了，挂上了水筲扁担等物什。那些往来信件我妈被他的表哥一回回唤作四琴，想来也能嗅到一点我姥姥和我姨姥的味道吧。苍绿的泛着霉斑点子的陈年旧事，我也长叹一声。
后来我表舅给我妈寄信偶尔夹带美元，我妈在杏树下和姨姥絮叨。最后我表舅拜托他最小的儿子英杰给我妈转汇五千美金留作养老金，皆属后话，我姨姥并不知道。但盐从哪里咸醋从哪里酸，这道理我是知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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