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她是我来温州遇见的第一个女孩，她叫阿真。
当初我从永嘉农村来到温州这座城市，是带着一种执拗来的。我本来完全可以遵从母亲的意愿，早早地在农村娶个媳妇，然后生几个孩子，过一种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但我不甘心自己年纪轻轻就囿在农村，我才20出头，不急着找媳妇。母亲认为家庭条件不好，如果不抢在其他男人前面为我娶到媳妇，待年龄再大起来，我就有可能会打光棍。我跟我母亲说：“妈，还早哪，我现在娶老婆，怎么过日子啊？吃什么啊？”母亲睥睨着眼睛说：“日子别人都能过，你就不能过了？”我说那是别人，我不会草草结婚，然后走你们的老路的。这个时候母亲就嗔怒着说：“你真花头，‘独自人’了别怪我。”我说：“妈，你放心，老婆的事我自己会解决，你不用担心。”就这样我带着“老婆自己找”的执拗，独自来到温州城里。
永嘉与温州仅一江之隔，但在那个交通还很落后的年代里，尤其是像我生长在西部山区的人，来一趟温州至少还要大半天，有时候运气不好，赶不上班车的时候，更是需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我得一大早出发，爬山越岭半小时到南岸，站在沙土飞扬的机耕路边等从潘坑（楠溪江源头）方向过来的“三轮卡”，对着司机伸手拦车。如果车上人满了，连车斗踏板位置都没位置可站了时，开车的人抬手一摆，拒载。这个时候就要等这辆车到铁坑桥头，然后返回来，才有机会乘上这种被北方人称为“三蹦子”的车。三蹦子一路尘土飞扬，下车时已是“风尘仆仆”了，遇上雨天，坐在后面的人，会被道路上飞溅的污水染满身子。车到了铁坑桥，等从岩坦开出来的班车（一天三班），坐上后一路停停歇歇，差不多四个小时到瓯北轮船码头，再乘轮船过江来到温州安澜码头。有钱人直接叫个菲亚特出租车来到目的地，没钱人去找公交车乘。全程下来，早上六点出发，下午四点左右到，差不多一天时间就这样没了。
我没到温州的时候，就已经委托我在派出所当联防队员（现在叫协警）的二姐夫找了份送报纸的工作。那个时候单位招聘没有像现在那样，首先要出示身份证，我二姐夫在报名时误用了他自己的名字，他这个不慎重的举动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二姐夫替我报名的公司叫蓝天投递公司，我到温州时，投递公司还没开业，这家公司主要承担《温州经济生活报》的投递工作，兼带政府单位的文件、通知投递业务，以及企业单位的广告宣传单。大股东是报社的总编，一位戴着眼镜，个头与我差不多的中年男子，骑铃木摩托车，裤兜里插着大哥大，每天上班，头发被风吹得向后倒，开着摩托，样子很帅，很羡慕。我借住在二姐家，焦急地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投递公司终于像一位娇羞的新娘，揭开了面纱。公司主送的《温州经济生活报》由税务部门主办，市政府主管。主要征订对象是个体户，说是征订，实际就是主办单位“代订”，个体户们在申报纳税时被“顺便”征订了，以至于有些订户，报纸给他送过去了还坚称自己没有订报，说我送错了。那个时候，政府还没完全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思就是，订不订报纸，订哪个报纸，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政府说了算，在征订报纸这件事上，政府不能动用行政权力。虽然《温州经济生活报》的征订由政府在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由于该报内容贴近民生，少有那种党报一样的高大理论，人们看起来还算有意思。
二
阿真是投递公司的行政人员，负责分发报纸，我去报到那天，是她接待的我。阿真问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报上了我二姐夫的名，我担心报自己的真名会被拒绝，没了这份工作，所以我将计就计，反正也没要求我拿身份证给她，想着先进去再说，以后被发现是冒名顶替的话，最多就是没了工作，无关其他。阿真很热情，她一边嘴里念着我二姐夫的名字，一边翻看一个本子，少顷便说：“有的，你是报过名。”我趁她低头翻看本子的时候，特别注意地观察了她。她身材好看，长发披肩，面容娇好，鼻梁高挺。如果说一定要说一个不完美的点，那么，她的眼睛比较小。但是，小有小的味道，眯眯眼也是一种风情，这是我最后的结论。
我办理完入职手续后，从阿真手里接过一个投递包，她告诉我，报纸一周两期，周二和周五，投递线路从鹿城路开始一直到仰义渔渡村，该路线单趟骑车行程要100多分钟，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被录用就很开心了，何况还有阿真这样的漂亮女孩子做同事，不会想什么线路远近问题了。
正式上班后，我每天看到阿真挎着一个小包来公司，又每天挎着小包回家去，从她骑车后的脸部表情看，她家就在附近，没骑很长时间的路，当然，这些都是我默默观察出来的，我还没有资格问她，甚至连与她聊天的资格都没有。当时的温州，只有住在城市中心区的才被真正称为温州人，其他例如双屿、南郊、牛山等等都不算，阿真属于正宗的温州人。我来自永嘉山区，地域上的差异已经让我足够敬畏三分，至于非分之想，那是大大不敢的。但是阿真似乎不太计较这些，她不管对谁，都很热情的样子，没有城里人的那份孤傲和冷峻，对我也是亲切有加，她知道我来自永嘉乡下，因为我那口浓重的永嘉腔一开口就能听出来。她每次将报纸分给我的时候，总是脸带微笑，眯着她那双不大的眼睛，喊着我二姐夫的名字说：“这是你今天要送的报纸，这是新增订户的姓名和地址，路上注意安全，送完报纸早点回来。”如果哪天不用回公司的，她就说，今天送完报纸可以直接回家，明天再来公司。我接过报纸后，都会借故说一句闲话，比如今天的新订户有几个，集中在哪里这些话，然后趁着问话间隙偷偷地看着她的脸。其实新订户几个，都集中在哪些路段，单子上都写着清清楚楚，我这样做就是想与她套近乎，多讲上几句话，与她讲话是一种享受。
三
我借住二姐的家，其实就是一个十几平方的竹篱笆，里边除了放两张床和一个衣柜，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二姐煮饭都要将煤球炉移动到门口煮。这样的环境只有夜晚睡下觉可以，白天则是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我每天送送报纸后都“顺理成章”地回公司。
公司除了总经理，就是两个行政人员。阿真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叫阿平，三十多岁，爱开玩笑。投递员有五个，四男一女，分别承担东西南北中四个区域的投递工作，四个男投递员年纪都差不多，除了我是永嘉乡下的，其他三个都是温州人。这样的成分结构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有时候就会想，阿真如果要在这四个男投递员中找一个男朋友的话，那怎么轮也轮不到我。有时候阿平也会趁我们几个到齐时开上一句玩笑说：“你们谁有本事，就把阿真‘洽（泡）’过去，阿真24岁了，她等着嫁人。”我们听到这样的玩笑后都会齐刷刷地向阿真看过去，她的脸瞬间就红了起来，娇嗔着对阿平说：“谁说我等着嫁啊，我已经有男朋友了。”阿平对我们说，她骗人的，其实她还没有男朋友。我听到阿真说自己有男朋友了，心里一阵落寞，毫无由来的。其实男人的心也是这样，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我与阿真中间隔着一片天，不可能会碰出什么火花，即使天空中来了闪电，但那也是云层之下的闪电，闪不到更高更远的位置，而阿真恰恰就在云层之上，让我感觉虚无缥缈。在阿平的玩笑中，我知道了阿真的年龄比我大两岁。两岁算什么？这是我给自己的答案，也是我与阿真相比之下的唯一“优势”。
四
春去秋来，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公司的业务也在不断壮大，除了报纸从一周两期增到一周三期外，其他信函的业务也多了起来，公司为此招聘了一位专门负责业务的经理。我对投递的路线也更加熟悉了，投递过程已经不用对名单，只要骑车经过某处，我就能条件反射般地取出报纸在车上折成条状，然后对着那个订户的门飞了过去，连车都不用下。这样一来，我的送报时间大大地缩短了，原来要花上一天时间才送完的，现在只需要大半天。日子在一片舒适中度过，我对阿真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处于仰慕状态。直到有一天，我送报回来，在办公室门口偶然听到阿真与阿平的对话，我的心开始有了一分刻意。
那天回到公司才下午两点钟，刚刚上班，在我将要跨进大门的时候，只听得阿真对阿平说：“小周长得倒也‘有趣相’。”我后来知道温州人嘴里的“有趣相”意思就是长得帅，好看的意思。阿真的这句话听得我心如鹿撞，我硬生生地将已经抬起来的脚放了下来。原来阿真和阿平在谈论我？她们为什么要谈论我？难道阿真有什么想法吗？这几个问题实际就只是一个问题，只是被我扩展开了而已。
那天后来我没进办公室，而是直接回家了。我需要一个幽静的环境，好好琢磨琢磨阿真这句话，她表达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
望江路上，瓯江里浑浊的江水，一阵一阵地涌向江边，拍打在江岸的滩涂上，我的心也像瓯江里的潮水一样翻腾着。
第二天上班时，我第一个来到办公室，紧接着阿真也到了。我看着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多情地认为，昨晚她可能也跟我一样难以入睡。后来才听她跟阿平说自己昨晚跟一个朋友去跳迪斯科，直到凌晨一点多才回的家，这个消息让我好生难受。
我在公司上班已经半年多，与她们几个也都熟悉了，自己一直是按二姐夫的名字与大家交流的，我想该是“坦白”的时候了，毕竟“冒名顶替”的感觉不好受，也不方便。阿真跟阿平说我“有趣相”的话让我昨晚想了很多，也想到了一个非常高尚的命题，那就是“爱情不能搞欺骗”，爱情要忠实，首先就是人的行为要忠实，我不能一直冒二姐夫的名字上班。于是，趁其他投递员没来之时，我横下一条心，把阿真当“自己人”说了自己冒名的事。阿真似乎早已知道了一样，听完我的解释后，莞尔一笑说：“这有什么的，从现在起你就以真名示人。”后来阿平上班时，她还跟阿平说我真可爱。这真是一个惊喜，自己担心了那么久的事情，居然被阿真轻描淡写地给化解了，还附送我一句我真可爱。
五
我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后，感觉一切都爽朗了起来，送完报纸回公司，经常有意识的带点路边吃的东西回办公室，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小心思，我带东西都带两份，给阿真一份，给阿平一份，有时候是一个灯盏糕，有时候是一片猪油糕，总之都是一些女人要吃的小食。阿平主管财务，她经常需要去银行，有时候下午时间去了银行后就不再回公司，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打卡制度，一切都靠自觉，有事就请假，请假了也不用扣工资。我带着东西回办公室时，最盼望阿平不在，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给自己留一份，与阿真同吃，其他投递员很少在送完报纸后返回公司的。这样的时间，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阿真见我带东西过来，都是欢呼雀跃的样子，毫不客气地接过小食，边吃边说：“真好吃，你对我最好了。”我看着她那副毫无戒备的样子心里暗暗想道：“这就已经算最好了？”
时间很快进入冬季，阿真需要发报纸给我们投递员，她每天都要很早来公司，冬天的天黑得早，亮得也晚，早上五点钟了，大地还是黑黢黢的，寒风中，阿真骑着自行车来公司，走进走廊时脱掉手套哈汽的样子，让我的心感觉沉沉的。一种“我想为她做点什么”的心思开始冒了出来，也不知道我的勇气来自哪里，我找到了总经理，提出能否让我住在办公室，这样我可以每天自己去印刷厂把报纸运过来，然后负责分好线路等投递员来，并说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不用被动地等印刷厂送报纸过来，时间上面自己可以掌控，当天的报纸印刷厂通常在凌晨一两点钟就已经印刷完成，自己去运的话可以早点到位；二是投递员到公司后不用再等，拿上分好的报纸就走，可以第一时间送到订户手中。这两个理由总经理听得频频点头，没多想就答应我了。
从此阿真的分发工作就由我在“无意”中给代替了，她不需要摸黑到公司，而只要按正常的上班时间到办公室，处理白天业务经理在客户那里取件回来的信函分发任务。
如果说，带东西给阿真吃是我心中隐含的一点小秘密的话，那么，我自愿代替她一早分发报纸事务，免却她摸黑来公司的举措就有点司马昭之心了。但是，也不算很明显的一种追求行为，我对外的言论是自己不想住姐姐租的竹篱笆里了，而自己又租不起房子，最后只能住到办公室里来，顺便把报纸的分发任务给做了。几个月前的中秋，温州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超强台风，台风带来的雨水，使瓯江里的水倒灌，差点将我冲进瓯江喂鱼，这给我住进公司办公室的申请提供了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大家看来，一切都还可以解释的过去。我得尽量将心思隐蔽，告诫自己有任何想法都不能暴露，我可受不起人们的嘲笑，嘲笑我不自量力，不识好歹。
六
腊月下旬，温州罕见地下起了雪，路上也一簇一簇地有了积雪，那天天气特别冷，寒风一阵一阵地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生疼。阿真来到办公室时，我第一次放肆地看着她冻红的双脸说：“你应该买条围巾把脸围起来。”这是我自从遇见阿真近一年来对她说得最直白，相对最突出思想的一句话。明白人都能听得出来，此话关心含义很大。不知道阿真心里怎么想，当时她只是冲我笑了笑，礼貌性地敷衍了一下，但是第二天，我看到她的脸没那么红了，手里还拿着一条针织品。雪后的气温比下雪那天还低，如果脸部没做什么保护措施的话，她的脸会被吹得更红。进办公室时，她向我扬了扬手，说自己买了围脖，我顿时明白了，原来围脸上的不是围巾，而是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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